论私权之本质——兼论我国私法的建构基础

鉴于传统的权利本质学说均无法全面的指出权利的所有特征 ,对于权利本质之研究采要素解释学的方法较为合理 ,研究权利之本质实际上就是确定何种要素为最核心、最基础之要素 ,就是确定权利概念的中心词。私权之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要素应为自由 ,这是由私权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 ,私法建构之权利本位要求私法建构应以自由为本位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法上私权的梳理

行政法同宪法、刑法等法律一样,被公认为公法。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片面的,而且也与当今行政法私权发展的能动态势不相吻合。实际上,行政法并非是纯粹的公法,准确地说,它是带有私权文化色彩的公法。行政法的真正精神在于:通过抽象的公权来维护具体的私权,私权是其本源与归宿。行政法上的私权主要分为:自主性私权、请求性私权、沟通性私权、参与性私权和救济性私权。每一类私权中又包含一些具体的私权。     

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落实的法治路径

气候变化诉讼,作为处理气候利益的特殊司法类型,有丰富的表现内容。气候变化的本国影响与传统诉讼模式的固有弊病凸显了该类诉讼模式改革的必要性,该类诉讼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经验又体现了该类诉讼模式改革的可行性。对此,在诉讼属性上,明确该类诉讼的法律关系特征、对应类型与诉讼本因。在法律依据上,形成法典分编与单行规则相结合的实体法体系,并在完善既有诉讼规范的基础上适当确立特别的程序法规则。在司法主体上,确立“代表”与“群体”理念结合的原告机制和以公主体为原则、私主体为例外的被告机制,并严格限缩第三人参与的情形、发展特殊的诉讼机构。在诉讼类型上,形成民事、行政与刑事诉讼的理想配合格局。最后,全面完善该类诉讼的运作内容。     

论公法学视域下两种财产权的法律界限与保护

随着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社会化公开,财产权形态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经济实践中,公、私经济界限明显,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对公私有财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成了经济法律界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重要。本文的任务就是厘清财产权形态等理论问题,并据此实施对公、私权财产的法律保护,为此提出以下制度设计:强化公私法融合与协调、制定并完善行政补偿法典、推行契约条款的宪法适用尝试等。     

对知识产权本质问题的再认识

传统知识产权理论对知识产权本质问题的解读,建立在西方唯心主义法哲学理念之上,违背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存在理论缺陷。把知识产权纳入到物质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知识产权本质属性。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首先要正确理解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其次应该遵循多元化,多角度的视角,最后应明确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知识产权的现实困惑与重构

知识产权私权化扩张导致知识产权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知识产权赖以产生的道德基础开始动摇、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受到批判,甚至有学者提出反对知识产权的思想。明确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知识产权平衡保护机制,反对知识产权私权化扩张,推进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民主化进程是知识产权回归其初始目标、保证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