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事故犯罪刑事责任之比较

刑法对某种犯罪配置的法定刑的种类及其结构不仅与一个国家立法者的刑罚观和刑事政策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密切关联。因此 ,由于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各个国家对责任事故犯罪所配置的法定刑种类以及法定刑的结构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本文中 ,我们拟以中国刑法第 1 3 4条至第 1 3 9条所规定的责任事故犯罪为基点 ,对其刑事责任进行比较性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刑法的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责任事故犯罪法定刑配置之比较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在系统各组成要素相同的情况下 ,各…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简介

引言 德国联邦议会于2001年10月通过了<债法现代化法>(das Gesetz zur Modemisierung des Schuldrechts),该法将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是<德国民法典>施行100多年来,立法者对债法进行的最大,也是最实质的修订.该法的通过,标志着德国债法改革持续二十几年的争论告一段落,它必然会在德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论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

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对于规则适用中的解释、裁量和漏洞填补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应探寻其规范目的.在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探寻中,应尊重立法者所确定的规范目的,但在立法者目的不符合现实需求或者明显不合理时,司法者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应深入发掘证据规则的实质目的,对于具有多元规范目的的证据规则,应合理选择其首要目的或优先目的.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可分为五种类型,即维护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对证明力评价进行规范、指引;保障当事人质证、询问等程序性权利;合理设置证明负担.     

完善的法律何处寻? 谈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

"完善的法律"是一个绝对真理,法律修改仅仅是试图使其趋向完善,但却不可能实现"完善"的目标,著作权法的修改亦是如此。著作权法的修改工作逐步进入尾声,但对著作权法修改的探讨并未止于此。著作权法修改应遵循基本的法律制定原则,在引进其他国家已有规定的过程中,注重遵循法律制定基本原则以及激励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此次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利益平衡和著作权权能变化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两大问题。立法者如不能把握好利益的天平,就会引发相关群体的不满,第一稿的第四十六条即为例证。著作权权能的增减也需要立法者斟酌其必要性,以增强著作权法的可操作性。     

如何避免想当然的立法

应飞虎2011年4月7日在《检察日报》上载文《如何避免想当然的立法》认为，公权对市场主体和私权的干预看似简单，事实上高度复杂，它涉及到多个主体、多种权利、多方利益，如果这一点不能被立法者充分认识，极有可能出现想当然的立法，其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刑诉法“短板”增长记

《刑事诉讼法》32年旅程中的两次大修,着力点都关乎增补人权"短板"。正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被喻为人权木板上最短的一块板,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漫长时段内,一批学者、执法者、立法者一直致力于"短板"修补,而赵作海等被错误追究刑责的当事人也形成了推动法制进步的另一种力量。     

高级说理忌“平面”

说理有“平面”的，还有“立体”的。 “平面”的说理就是那种简单归类的说理，就像一个投递员按照地址将一封封邮件投进邮箱，这样的说理并不需要太大的创造性。英国的丹宁勋爵则将法官的工作比喻成熨衣工，职责就是将衣服上的褶皱熨平。立法者已经将衣服做好了，法官只是按部就班地熨衣服罢了。一个熨衣服的工作能够有多大的创造性？他无法像一个服装设计师那样天马行空地设计，无法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想法。他只能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行事，将出现褶皱的地方恢复原样。这种“平面”的说理，直来直去，单调乏味，大部分也是雷同的。一类衣服该怎么熨，好像也出不了什么花样。一类案件该怎样判决，所有法官差不多也都会是一个想法。     

立法者善听才有良法

6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汁原味"地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结果:短短30多天时间里,收到来自82707位网民的意见237684条,另外还有181封群众来信、11位专家和16位社会公众的意见。而意见大多集中在个税起征点高低、税率结构调整,以及起征点是否要实行地区化差异这几点上。其中,最为关注的"3000元起征     

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

我指的"愤青"是动机比较"纯"(或压根没什么"动机")而说话比较"冲"的那类青年。中国宪政与法治之所以需要"愤青"推动,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实在没有什么推动力。虽然全国人大今年很有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毕竟立法容易执法难,行宪更难;宪法与法律可以当"门面",宪政与法治却是要动真格的,即便是在     

瑞典离婚法的改革

<正> 长期以来,社会非宗教化的不断发展和妇女外出工作数字的上升,无疑是离婚法改变的主要原因。瑞典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非常的匆促态度,是由于它的激进政府对该项试验具有较大的兴趣。在十六世纪,瑞典正式从罗马天主教转变到路德教。从那时起,连续几个世纪,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对瑞典婚姻立法有很大的影响。据根路德的意见,离婚的两个理由是通奸或遗弃。在1863年,如果当事人是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犹太人,允许不采用宗教仪式的婚姻;在1908年,也允许其他人不采用宗教仪式的婚姻。但是绝大多数婚姻仍然是宗教婚姻。所以,瑞典的传统是,婚姻通常应延续到配偶一方死亡为止。即使离婚的数字在近年来上升很快,但大多数婚姻仍延续到配偶一方死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