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平等权的宪政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解决不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不平等对待农民主要不是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而是法律内容上的不平等。有关农民不平等的规定有碍农民权利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与法治精神、宪政原则相悖。要从宪政角度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有关农民权利的不平等规定进行清理,然后重新构建农民平等权法律保护体系,并逐渐建立宪政审查制度。     

正当程序的特征及价值分析

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程序法治,有无正当程序构成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正当程序是权力制衡的必要机制,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是维护法律尊严、确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是法律实质正义的客观要求。从宪政的意义上讲,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大厦的支柱之一。     

第三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2011)综述

<正>2011年10月15日、22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2011)在北京、重庆两地顺利召开。会议分"革命建国与百年宪政之道"、"新中国政法传统"、"财产、家庭与基层治理"、"政治前沿:情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求治"与"求制"——浅析中西方立宪文化的差异

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对近现代宪政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法思想中对理性精神和个人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完美"政体的不断探求,成为近现代宪政实践中国家权力分立制衡、违宪审查制度等的理论渊源。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自然法与中国法律传统,从而探寻中国宪政秩序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空间及路径选择

正检察权与行政权是在我国宪政体制下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两种独立的国家公权力联接的节点就是"监督"。"没有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1]检察权本质是法律监督权,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行政权是执行国家法律实施的权力,具有扩张性、膨胀性。在当今,行政权往往伴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容易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因此,为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保障行政权在法治轨道运行需要检察监督。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法治、德治与宪政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治国方式 ,两者的理性统一构成了宪政。离开了德治 ,法治就失去了道德基础 ,并成为不可实现的空想 ;离开了法治 ,德治也将流于空谈 ,并最终走向专制与人治。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 ,同时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根基。作为法治与德治的理性统一 ,宪政是任何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

宪政基因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 ,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其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社会因素。英美宪政之所以能率先生成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典范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英美社会中较早地生成了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这些基因是宪政产生及发展的原始动力 ,体现为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以及法治等原则。缺乏宪政基因的东方国家 ,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有意识地移植和培养这种基因 ,否则即使制定了宪法 ,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施。     

法治国家视域下培育法律信仰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法治国家的视角,提出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基础,法律实施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关键,法治文化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内生动力,以期促进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确立,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的检察改革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中国检察制度的宪政地位和法治价值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具有法律性、程序性和事后性等特点 ,是对法律统一实施的最低限度标准的保障手段。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并且在法律理念和制度建构方面与欧洲大陆法国家检察制度具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司法改革中 ,应当立足于国家法治建设的全局和现实需要 ,进一步发展和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度。为此 ,以检察权的拓展、约减和制约为中心 ,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 ,以及改革检察官管理制度等内容应当成为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浅析

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维护,是当今任何一个崇尚民主法治且实行宪政的国家责无旁贷的任务,申言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的＂物质＂载体。但是,从宪法制度层面看来,世界各国都在宪法文本中规定了有关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如何理解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如何解决宪政实践中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敌对困境？本文以为,这需要我们在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概念、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保留等法治原则达到规范立法行为来加以保障。     

宪政视角下的民事权利探析

民事权利是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法律权利。它综合体现的是"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地位,是民事主体从事社会活动的法律保障。民事权利因与民事主体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体现为私权利。本文首先对民事权利的本质进行了探析;又以宪政的视角对民事权利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文章认为在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学者们应当重视对宪政和民事权利关系的研究。     

宪政与自由

在法学家看来,自由意味着行为主体能够预料到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后果,他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不应受到任意意志或力量的摆布。在法治国家,预料及判断公民行为后果的标准只能是法律,法律的标准是宪法,宪法的标准是宪政,宪政的标准是自由。这样,宪政与自由便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在实质意义上,法律、法治、宪法、宪政与自由等概念是一致的。宪政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国家或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     

宪政视野下政治制度文明的构建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同时也是作为"良法"之治的宪政在政治文明中的积极体现。宪政以法治为基础,是法治的"高级"形态,法治为宪政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没有法治的国家制度框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因此,应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完善我国的宪政建设,从而加快推进我国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法曹的难题和出路（下）——读陈瑞华教授《律师制度与司法改革》的随想

四、宪政诉讼难与改革试点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界主流思想是支持法院受理宪政案件,以促进宪法走向司法化和平民生活化,体现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外国的经验证明,最能体现法曹的政治地位和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就是审理宪政案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地位之所以隆高,与此有直接的关系。造成宪政诉讼案件难立案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法律把诉讼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三大块,使人无法将宪政案件依照三大诉讼法进行诉讼,法院常常也以不符合诉讼法立案的基本条件为由,驳回起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法院并没有把行政、民事和宪政分…     

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

学界将西方法律、法治和宪政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观点是大可质疑的,有必要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古希腊文明本身就罕有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素,其文明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甚至是与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根本对立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权力不受制约;古希腊有较为充分的民主,但缺乏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件;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其目是证明建立的这种法治文明是西方所独有的文明,还要证明这种文明不单当下是优越的,其过去的传统也是优越的,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性。     

“重要性理论”之梳理与批判——基于德国公法学理论的检视

"法律保留"理论关乎民主和法治诉求的实现,随着宪政国家框架下对基本权利的认识,其转变为围绕基本权利保护而展开的权力正当性探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论"推进了一种围绕着基本权利保护但又与机构功能相符的权能分配的考量可能。但"重要性理论"的区分标准缺少清楚性和可预期性,这一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它最终成为了空白公式。"重要的"这个概念没能真正实现法教义学之目的,只能作为法律实践中有启发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