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

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生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倾向于通过"行政职责"要素对行政协议的边界进行扩张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法官则倾向于基于"行政职权"要素对其边界进行缩限解释。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乃根植于我国宪法中"保障公共利益"与"尊重私人权益"两者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化解双方的分歧,需要引入"比例原则",即只有当行政职责足够重要时行政主体才可适用行政协议制度,若通过民事合同便能确保行政职责的实现,则显然不必认定行政协议;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民事庭法官亦需要尊重法定的"有名行政协议"之范围,为诉讼当事人提供相对确定的管辖指引。     

行政复议20年:实质性化解7成案件

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案件类型为工商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反映出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行政争议正逐渐向市场监管相关领域转移。同时,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要增加行政复议的吸引力,就得在体制上下工夫,让它变得更加独立、公正、权威——对地方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怎么办?对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鉴定不服怎么办?对公安执法不服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普法网站的搜索词条中,多是群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的求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除了行政诉讼外,行政复议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救济制度。     

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变迁

行政行为概念功能的变迁,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联系。行政行为是为划定公权力边界而创造的概念,当权利保护进入无漏洞救济的时代,行政行为无力承担这一功能,从而不得不让位于主观公权利。如果对行政行为做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其本来肩负的程序法上的定型化功能和诉讼法上的类型化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也要确立无漏洞权利保护机制,可能需要考虑加强对“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研究,以适应权利保护的完整逻辑体系。     

论行政诉讼原告诉讼请求对法院的拘束力

诉讼请求是原告权利主张的核心体现,决定着法院审理案件争议的内容和边界,但只有原告的诉讼请求足够具体时,才对法院具有拘束力。实践中,当涉及诉讼请求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原告撤诉后再次以相同的诉讼请求提起诉讼等情形时,诉讼请求对法院具有强拘束力。由于受到基于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而确立的合法性审查原则的限制,以及受到法官运用利益衡量原则、重大情势变更原则和尊让行政裁量权的影响,诉判往往不能一一对应,法院不得不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以同时满足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和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此时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仅对法院具有"牵引"作用,即相对拘束力。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泰国行政法院的信息化建设

本文作者Radaphat博士是泰国行政法院办公室的研究人员,致力于推动本国行政法院的信息化建设。Radaphat博士结合泰国行政诉讼程序的具体特点,将泰国与韩国的信息化建设成果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依托韩国的司法信息化建设经验,进一步推动泰国行政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