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和解与法律文化传统——ADR对司法职能的冲击

当ADR裹挟着"和解文化"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司法系统均遭到巨大冲击,正式性司法一头独大的局面被改写。随着国家干预纠纷的手段由暴力强制转向和平协商,司法职能亦由裁判走向和解。无论基于结构性原因抑或传统及意识形态,ADR及其和解理念已经进入各国的司法领域,导致审判的衰落与和解的增长以及法官角色的更新与法院性质的嬗变。和解在司法领域的兴起虽具有政治、社会及法律职业等方面的正当性,但司法裁判的价值仍旧不容忽视。可以说,司法职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正式性司法与非正式性司法相互渗透的历史发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系统正在从单纯的公力救济领域变成公私合作的场合。     

ADR程序参与人司法豁免权探析——由美国ADR实践相关判例展开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ADR）起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劳动争议的解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保密性强的优点,已经用来解决多种类型的民事争议。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以及律师为避免进入不堪重负的对抗制司法体系,转而寻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以美国ADR实践的相关判例为切入点,从司法豁免权这一微观视角对ADR制度进行探讨,涉及ADR的内在价值、功能意义以及与正式司法程序的关联等问题。     

澳大利亚ADR的发展与启示(上)

ADR是澳大利亚纠纷解决的重要机制之一。以行业、社区为基础的ADR以及司法ADR的发达是澳大利亚ADR的两大特征。诉讼理念的转变、诉讼程序的改革与案件管理制度促进了澳大利亚ADR的发展。在ADR与诉讼机制的协调以及对ADR的规范化方面,澳大利亚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     

国外行政调解制度考量与反思

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在化解社会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之也高度评价，誉为“东方经验”。在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以期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论和谐视角下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是纠纷解决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体现出某一社会的法治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状况。本文通过对ADR的介绍,表述了其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我国的特点在和谐视角下对ADR的发展和完善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ADR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用探讨

随着行政纠纷的与日俱增且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传统单一的行政纠纷纠纷机制给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本文试结合当前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和行政审判工作实践,分析在我国运用ADR解决行政纠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的ADR制度,提出了司法ADR等多种完善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和手段,以期更好地处理好行政纠纷,促进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社会学“纠纷三阶段”理论的框架中,社会整体层次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忍受”、“回避”、“压服”、“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等类型。其中,“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缓解因行政纠纷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护既有行政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存在着吸收纠纷的范围有限、第三者中立性缺失等问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引入ADR。     

ADR与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

ADR即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在利益冲突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化和法院弊端日益显露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追 求纠纷的高效率、低成本解决为目标。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我国有必要建立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论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并非是指一个没有任何纠纷的理想“桃花源”，而是指一个纠纷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纠纷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基于对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关系的分析，阐发了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