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主要职能的新定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切实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我国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将现行的政府主要职能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调整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或者调整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     

民初律师惩戒制度论析——以惩戒案例为中心

律师惩戒制度对维持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质起着规范和监督作用.在本质上这一制度反映出律师行业的自治性和国家对这一行业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互动关系.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在律师惩戒领域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由高等审判厅推事组成的律师惩戒会是初审机构,由大理院推事组成的复审查律师惩戒会是复审机构.这一时期的律师惩戒事宜几乎完全被司法机构所垄断,律师公会被排除在外.就制度渊源而论,北洋时期的律师惩戒制度是对大陆法系中日本制度的借鉴,而有别于德国的相关制度.     

19世纪初期江南华娄地区的农家饲养业

19世纪初,江南华娄地区的饲养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家畜(牛、猪)、家禽(鸡、鸭)和家鱼。从对这种饲养业的定量研究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农家饲养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种饲养业,农家经济就无法存在下去。     

论转型时期法律的控权使命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的分配书.在社会利益资源总量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充分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必须控制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权力,防止因其滥用而侵犯民众的权利.法律既维权(利),又控权(力),是"双刃剑".良法和法治的核心和基础是充分体现和维护广大民众的权利,而控制国家公共机关的权力则更是其中的关键.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治国方略转型过程的实质就在于逐步控制权力,否则改革寸步难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控权与反控权的斗争会愈加激烈.必须高度重视和强化转型时期法律的控权使命.     

民国时期福建海洋航运业的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福建的海外远洋航运虽仍然处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于强加于民间航运业的封建束缚有所削弱,同时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争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为福建近代海洋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前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民族资本和海外华侨创办远洋轮船航运业顿呈活跃,海外航线不断增多。然而,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民族海洋航运业是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     

论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新出台的《担保法》解释基于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无效。物权法虽以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作基石却亦有意思自治之空间 ,物权法定主义仅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 ,于此之外 ,应为当事人自治之领域 ,担保期间的约定就属当事人自治之范畴。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能够提高担保的信用 ,更好的发挥担保制度的立法功能 ,同时也能使当事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 ,体现民法的私法本质。故此 ,立法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论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实践的成就与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本文深入探讨了其在云南实践和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并据此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实践的基本经验.     

转型时期政府扩大就业的路径选择

就业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 ,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 ,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为解决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政府要根据发达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来选择扩大就业的路径     

论战略机遇期青年的历史使命

2 1世纪头 2 0年 ,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对于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来说 ,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 ,落在了当代青年的肩上。新的时代 ,新的使命 ,必将对当代青年提出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