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

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通过对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网络民粹话语的梳理,形成了一个包含仇视官员、民族民粹主义、反体制、仇视富人、民粹司法和仇视专家等6个维度23个指标的民粹程度量表。运用这个量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发现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     

美国人为何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

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认为一切跟“国家”“政府”“公有”相关的部门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导致腐败,只有市场、私人企业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种“任资本的力量在苍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而导致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矛盾的加深,民粹主义抬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

19世纪下半期，“第三种人”参与了俄国的社会斗争，并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种人”虽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队伍的发展以及接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便利，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实践也提升了“第三种人”对俄国前途发展的认识。     

求真务实 文如其人——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评介

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读史学论著喜欢先看两头,即先看目录,看其结构层次、重点内容,然后看其后记,看参考书目。特别是当碰到一个感兴趣的题目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知道,该书作者的参考书目和引用资料中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如果有,那就要另眼看待了,要放到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一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200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列入《东北边疆研究丛书》,成为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应该说,该书能够成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共同支持的重大学术研究项目——…     

18世纪中俄图书交流研究

图书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现在有史料可查的俄国第一批汉籍获得于1730年，而后又经过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和汉学家们的努力，终于使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在18世纪初具规模，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成熟奠定了文献基础。与俄国的汉籍收藏相比，传入中国的俄国文献则显得微不足道。中俄早期图书交流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失衡的态势。     

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苏共在制定治国方略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这是苏共执政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苏共“超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民粹派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犹太人对外迁徙述略

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大批苏俄犹太人移居异国他乡，这不仅是由于反犹浪潮的肆虐，而且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苏俄犹太人的迁移加快了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进程，加快了哈尔滨等新兴犹太聚居区的兴起，同时也成为第三次“阿利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国语言哲学史上的语言本体论流派

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是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以其独特的名谓哲学(称名哲学)为俄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看来,名谓是人类思想的"意义"和事物存在之内在"意义"的特殊交汇与融合。世界中的一切,包括自然在内,都具有意义,因此,名谓并非实体性客体,而是积极地表现着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事物和现象命名的、思考着的个体。他们的名谓哲学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认识与存在相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的反映,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存在的本质。了解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及其思想精髓——名谓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俄国当代语言哲学。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性思考

跨越卡夫丁峡谷,或者说“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特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对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问题特别是农村公社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