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对于“电视剧政治”的批判,大抵是公允的。我们对于历史大都难以抱有同情的心态去读,或热烈崇拜帝王的文功武治——一个强势的皇帝懂得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专制远比民主更富有效率。     

宗白华“同情的了解”之美学批评观

宗白华提出的“同情的了解”之美学批评观,就是用“同感”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体验古人和古代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检讨应当以同情的了解给予分析评价.在理论上,同感不同于移情和内摩仿,它与体验紧密相关,宗白华在寻绎中国传统文化时,正是强调只有用敏感而富同情的心灵,才能真切体悟到古人的精神和价值所在.     

同情给药及其实施程序初探

同情给药对于挽救特定患者群体的生命具有特殊意义,很多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实施程序。"同情给药"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目前还未形成明确的程序规范,法律监管处于空白状态。建议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建立相应程序,依法保障特殊患者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益。     

在同情的理解中深化认识，在理性的认识中推进改革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内容丰富多彩，几乎每个栏目都有值得关注和称道的好文章。精彩虽各有不同，宗旨却十分突出，这就是：在同情的理解中深化认识，在理性的认识中推进改革。     

“文明”及其背后

正以前只知道"黑马"是个名词,不知道这也是个人名儿,甚至这个人还是文化人。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一篇短文。前不久,我在一份文摘报上看到原载于《世界新闻报》的黑马先生的一篇博文《一米排队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市场理性与道德同情的有机结合——斯密"看不见的手"调节机制新探

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斯密在其经济理论中设置了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强调"经济人"的天生利己冲动,并以市场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制衡,使其达到私利与公益的均衡和统一,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事实上,斯密在私利与公益的调节问题上,也非常重视道德同情的调节作用,其"看不见的手"的核心思想是: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市场理性与道德同情的有机结合.     

浅论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了解之同情”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司马光写道: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明兴替。诚然,历史带给后人许多智慧,使视野更开阔、更周全。然而历史又不可避免的掺杂了编纂者个人的价值评判和政治倾向,因此后世人重读历史时还应还原历史真相,才不会被历史编纂者设定的框架禁锢,从而真正的读懂某段历史。陈寅恪先生有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对于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审读,也应以"了解之同情"从两个层次加以评断:第一还原历史,设身处地的、以同样的情形和情绪重新打量当时的格局。第二,给历史人物设定一个正常的、符合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善恶、优劣的幅度,重新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