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三"书"评议

<史记>篇目问题较多,而又以"八书"为甚.学界虽然对"八书"总体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但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是<史记>缺少<礼书>、<乐书>和<兵书>,八篇中就有三篇有问题;其二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几句话该怎么理解,<律书>和<兵书>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其三是在司马迁创作"八书"的大前提下,上述三篇中是否还有后人搀入的部分.     

充足理由律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

侦查工作中,正确运用充足理由律,有助于对言词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判定,有效说服教育犯罪嫌疑人,及时识别、驳斥犯罪嫌疑人的诡辩。运用时应当注意：把握好适用的范围、条件;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论断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律师费用可否列入赔偿范围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律师费用应否列人赔偿范围，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律师费用不能列人赔偿范围。主要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并非采用律师诉讼主义，换言之，非采用强制代理制度，加之现在律师收费状况混乱，标准不一，列人赔偿范围，加大了诉讼成本，又使恶意诉讼有机可乘。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柳波、夏国平同志认为律师费用可以列人赔偿范围，其主要理由如下：     

公权制约的内律与外律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必须外律;“法网恢恢,疏而有漏”,因此必须内律。这就需要外部监督对握有公权的人进行制约,又需要精神境界让握有公权的人内在自律。文章从人本分析的角度思索拒腐防变、提高执政水平的人性因素;从循序递进观的角度思考公权人员提高执政水平的人格境界层次,进而思考公权的制约即反腐倡廉的双管齐下:既探讨权力制约,强调依法执政,同时又认识公权人员道德境界的提高。     

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关于市民和市民运动的讨论--以"越平联"运动为中心

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反战运动"越平联"是战后日本市民运动承前启后的重要过渡形态.在总结了日本战后和平运动的经验教训后,"越平联"的活动家们认识到只有建立在市民理论基础之上的反战运动才能满足"和平"目标与实现和平的手段之间的内在统一."越平联"运动对市民个人责任和"市民的不服从"的强调为其参加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挑战既成体制,反思自己的"驯化"传统,并发展出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新模式.     

《竹刑》:中国律学的开山之作

针对邓析所作的《竹刑》系刑法典的传统说法,本文提出合理的质疑,认为邓析作为早期名家,擅长于法律方面名实关系的厘清。因应当时成文法的公布,邓析从刑法入手,致力于刑法名实关系的解析,其成果就是《竹刑》。《竹刑》并非刑法典,而是一部对国家刑事立法进行注释和辨析的学术著作。邓析开私人注律传统之先河,《竹刑》乃中国传统律学的开山之作。     

再论竹简秦汉律中的“三环”——简牍中所反映的秦汉司法程序研究之一

出土秦汉简牍律令中对于老年人告状,法庭采取“三环”的措施,意思是连续三次劝其返还,如果原告人坚持诉讼,法官才予以受理。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原告由于年老而误告,或凭借优待老年人的政策而滥告。唐宋明清诸律继承了秦汉律“三环”的指导思想,同样限制老年人的一般性诉讼,而对于包括“不孝”罪及“谋反、逆、叛”等罪,则规定“老、幼、笃疾”者可以诉讼,司法机关必须受理。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探求成才规律 构筑检察人才工程

抓好人才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研究和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重引进,择优遴选人才;建平台,善于发现人才;抓学习,精心培育人才;强管理,合理使用人才;优环境,真诚留住人才;出成果,不断造就人才。探求成才规律,构筑检察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