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

不同的时空环境可以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地域特性,家族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江南特定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到了清代,江南家族女性依赖其独特的从宦、谋生以及结社经历,创造了多样的空间书写类型,进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审美感受的丰富性。"空间形态"已逐渐成为家族女性的一种"生存形态",在空间互动中表达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同时,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也进一步深化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     

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生存空间转换与社会文化变迁——基于贵州Q县的田野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一种方式。贫困民众从世代生活的村落进入到政府所构建的居住空间,从个体的外在身份到内部文化生存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变迁,生存空间得以重塑,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新群体。传统民族文化与原居地生存空间是共生的,生存空间的转变,生产生活空间的集约化和文化承载空间的消逝,都会引起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社会文化发生变迁。     

贵阳:“十三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9%

各类高水平创新要素加快集聚,省会的城市资源、价值优势与新区的战略空间、政策机制创新优势叠加释放,贵阳贵安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呼之欲出。     

上海中共建党的红色历史空间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本文较为详细地考订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从事建党活动的机构、会址、旧居等历史活动空间,至少有40余处相关场所,呈现出中共在上海建党活动的全景。如此众多、遍布全城的初心始发地是上海建党的历史见证,也是党史教育的最佳场馆。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社队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化:1958—1978

1958-1978年,社队企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其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资金筹集从无偿平调到劳动积累,机械设备从因陋就简到修废利旧,原材料获取从就地取材到购买城市边角废料或依靠城市工业以来料加工,生产技术从靠农村土法到聘请城市技术人员并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劳动力从行政抽调到多样化社会招聘等。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社队企业具有企业自主权,我国计划经济的"漏洞"衍生了市场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公园城市视角下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建设——以成都为例

城市休闲空间是城市休闲活动的载体。文章着眼成都城市休闲空间发展现状,结合当前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和公园城市的建设,探讨如何优化城市休闲空间布局,丰富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种类,改善城市居民休闲感知体验,充实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逻辑理路与当代意义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斯密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仅仅视劳动为积累财富的手段,赞美能带来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而贬低“非生产性劳动”;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并从哲学高度提出“劳动创造人”的全新命题,但他唯一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斯密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把劳动与人的本质、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通过将劳动划分为一连串成对的范畴,揭示了劳动异化的轨迹及其实质,并指出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通向人的自由的必然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为打破西方社会主流的“资本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