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浅析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格

一、政府机关是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也是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人的遁格主体 《民事诉讼法》传统理论认为，民事诉讼主体即当事人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二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三是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而所谓“利害关系”，即案件争议的标的或案件结果与自己有关联。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民事法律关系日渐复杂。民事主体资格也呈多样化趋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虽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却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案件。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对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思考

在我国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中充分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要意义,规范三 方协商的内容、职责和企业方代表的主体地位,强化机制建设,提高工作水平。     

公证书内容有争议 公证机构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

《公证法》第40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公证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当事人依据《公证法》对公证书内容有争议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公证机构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司法实务中分歧较大。     

健全机制是实效型政工的基本保证

上海市卢湾区委组织部以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漏、拉”为重点，对自身建设存在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进行查摆。查摆采取先个人后集体的方式，从部领导开始，人人写出剖析材料，共查出创新能力不够、政策规定不熟、认识水平不高、程序运作不细、表达能力不强、差错漏误不断等六方面近百种“病状”。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对症”下药，制定了具体办法和措施。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论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可能性——以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为视角

本文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入手提出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适格主体"的危机,并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日后的发展趋势,认为面临着社会化程度愈高、社会公共利益日益重要和社会公共利益意识淡薄的矛盾,当事人适格理论应该进行合理的扩张,给予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及其管理者和控制者外其他的社会成员、检察机关以及国家授权的社团以适格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以解决我国在公共利益司法保护上的制度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