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

家庭法与家庭生活存在一定的意义分野,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存在一定的界限,法律应当为家庭的自我管理保留足够的空间。基于家庭法和家庭生活的互动关系,家庭法对家庭关系的介入应当采用"目的性弃权模式",使国家有针对性地对公民的家庭生活进行法律层面的干预。当家庭关系陷入危机甚至破裂,或者影响到第三人,或者违反保护家庭中弱势群体等底线道德时,家庭生活的亲密环境就让位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界分的需求,家庭法方可有的放矢地介入。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制度提供了理论渊源,婚姻家庭编应当以之为指引,促进自身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并在处理与其他各编关系时保持坚守与张力,以共同推动《民法典》为人民群众提供坚实的权益保障。     

受欺凌青少年的“沉默真相”及其行动逻辑——基于代际情感互动的视角

受欺凌青少年向父母保持"沉默",隐瞒被欺凌经历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代际情感互动视角出发,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子代向亲代部分或全部披露欺凌事件,亲代继续实践日常情感互动模式会产生"虚假情感理解"甚至对子代进行身体惩罚,此外长时间的不良代际情感互动会导致受欺凌子代产生负面预期,为避免痛苦"再生产",理性的个体以向亲代保持"沉默"来进行自我保护。代际情感共同体建构是受欺凌子代实现共有感受期望的前提,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消解或转移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是打破沉默的关键,进而有助于家长理性参与校园欺凌干预,防范校园欺凌风险。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赵振东:育良种 安天下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核心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可以造福一个民族。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近40年来潜心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育成十多个高产优质小麦品种,先后四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青年立志要"为天下人谋食"1942年9月,赵振东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5年到1961年,他在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度过了六年中学时光。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1926年3月17日,蒋先云主持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联谊工作

1926年3月17日,刚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的蒋先云,在广东潮安县第1师驻地,主持举行和其他部队官长的联谊活动,旨在增进团结、加强合作。蒋先云是黄埔军校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誉为"黄埔三杰"之首,早年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门生",牺牲时年仅24岁。关于其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已有诸多研究,不再赘述,本文试从蒋先云作为学生运动先锋、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军指挥员的史实以及家庭背景做一梳理,以期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家庭结构与健康风险:基于青少年近视的实证分析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关系密切,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本研究以近视为例,强调独生子女带来的亲子唯一性和强势社会化对我国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家庭居住安排不同带来的条件叠加效应。基于CEPS数据的分析表明,独生子女近视几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居住安排对独生子女是否近视没有影响,但会显著改变非独生子女近视的几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种效应的大小虽有所下降但仍显著存在。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结构变迁,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也是近几十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增高的社会原因。未来研究应就此进行更加丰富的探索,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为全国性的近视防控提供更多依据。     

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

伴随电商直播时代的到来,青年带货主播的劳动激励机制从"礼物打赏"转变为"带货提成",其工作形态也从情感劳动转向数字化表演劳动。数字化表演劳动是指主播通过"养号"、组团、打造"人设"、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方式,创造出一种区别于线下的购物剧场,从而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消费者的订单量。由于主客观方面的限制,基于数字化表演劳动的直播带货会形成不稳定的短期化就业。但"离场"后的主播并不完全切断与直播的联系,而是将数字化表演劳动后置为一种能随时"返场"的就业选择,以此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精准服务各类青年数字劳动者的良好制度环境,促使其成为壮大数字产业的生力军和推进数字治理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