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适用

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是指当继承人因特定原因丧失继承权后确有悔过行为,经被继承人宽恕后重新恢复继承权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设立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旨在为有过错的继承人提供改过自新、重新获得继承权的机会。     

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虽然党中央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求已经多年了，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得并不是很顺畅，原因在于对于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进行改革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达成改革共识、明确改革目的、汇聚改革力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原因、法制原因和政治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资民资互补共进、共同发展，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混合所有制企业在遵循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限回归——基于2021年德国大选的分析

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重回联邦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选举环境和选民诉求的变化、社民党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对选举策略和候选人形象的调整、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与联盟党的相对式微所带来的选举机会是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相对多数的结构性原因.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重回议会多数,但是从选举得票率的有限、组阁谈判中的受限以及意识形态的调整等方面可以看出,该党的重新执政其实只是一个"有限的"回归.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后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社民党的应对和调整仍然任重道远.     

跨境民族因素对阿巴边境地区毒品问题的影响

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抗苏战争的开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毒品产量迅速增加,成为世界毒品市场的重要来源地。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在"金新月"地带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阿富汗生产的鸦片主要来源于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村庄,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多年以来,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巴边境地区不断采取禁毒措施,发展替代种植,但是均未能清除该地区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长期种植罂粟并参与毒品走私的原因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从历史上看,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出售鸦片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政治上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不能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此外,一些政党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当地人们种植罂粟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从经济上看,种植罂粟的收入要高于种植小麦的收入,贩卖毒品的利润较高是吸引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是其在中国投资的高级形态。与生产性投资相比 ,R&D投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成因 ,投资形式主要有在独 (合 )资企业或业务部门设立R&D投资机构以从事技术研究与开发、与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建立独立的R&D机构等三种 ,其特点是采取独资或控股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电子信息行业最多、投资者多为欧美大型跨国公司 ,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正面居多。     

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