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罪死刑裁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8-2020年全国运输毒品罪死刑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坦白、认罪认罚、再犯、运输方式、运输起点、案发地点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是否被判处死刑具有影响能力;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主体身份、毒品流通、国际贩毒、运输方式、运输次数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的死刑执行方式具有影响能力。但是,查获毒品种类的因素影响能力被毒品折算过程稀释而只能间接体现,毒品因素的影响结构在事实上仍然是单一化的。另外,人身危险性因素的实际影响能力与理论预想之间存在差距,社会危害性因素对"死刑圈"和"死缓圈"入圈影响程度的倾向性也存在偏差。为优化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裁量,应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使查获毒品纯度具有影响能力,建构复合型毒品基础性情节考量模式;二是增加"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随行运输毒品"为从重处罚情节,夯实多元化法定因素影响能力结构;三是提前进行逻辑层次设定,区分同一性裁量因素对两次入圈的影响程度。     

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2007年，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学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开始从死刑复核权的归属问题转向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可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并发表意见，但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1年《法律援助法》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就立法表述而言，有关“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死刑复核被告人”的规定是多方意见博弈的产物。这种立法妥协存在指向范围不明、条文界线模糊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从法解释学立场予以回应。为确保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关司法解释应从完善告知机制、构建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机制、保障辩护权利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相关配套机制。     

一波三折的“保命”承诺书

因儿子将邻家同学杀死,其父母向被害人家属出具了书面赔偿承诺,声称只要保住儿子性命,就把住房抵给对方。然而,当被告人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生效时,这份"保命"承诺书却没有实际履行。2019年11月20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侵害方家属须兑现承诺。     

当代中国死刑存废论争的话语解释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将知识分子区分为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两种类型。这其中,"立法者"类型的知识分子秉持一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所有问题都必然有唯一正确答案,并试图通过所谓启蒙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死刑存废论争中,部分主张死刑废止的法学学者便具有鲍曼笔下"立法者"的影子,试图将西方死刑废止观念认定为一种真理性命题并强加于民众,这是引发死刑问题上此类学者与大众观念冲突的根源。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要有效解决这类冲突问题,就应当对法学学者的"立法者"角色予以充分反思,并尝试从"阐释者"视角对中国的死刑问题进行思考。     

汇聚法治的力量

回望2019,有关法治的一幕幕,一定在你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2019年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涉黑案件迎来终审判决——"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槌落下,正义申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的朴素信念,也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