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研究——基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成为第一大类型的民事诉讼案件。司法实务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时的“夫妻合意”“家事代理范围”以及“共同生产生活”等的认定存在不同裁判观点，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较为突出。分析当前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的一体化解释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对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这一类型案件的审理进行了规范。不过,由于该条司法解释字面的指向有限,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案例、文件均局限在以买卖合同作担保的单一类型,①未能建构更综合或立体的适用模型与体系,对实务的指导作用甚为有限。     

民间经济纠纷类治安案件警察介入的界限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规定,警察面对民间经济纠纷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通过对四十个典型司法案例的研究发现,民间经济纠纷类治安案件警察介入的界限呈现出三重构造。一线公安机关总结出以保护人身权为原则的处理路径。在此基础上,法院将警察介入的界限扩张至财产权。但是,在涉及非强制力违法私力救济的案件时,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介入界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警察的有序介入还需倚赖今后行政立法的完善与案例指导制度的运用。     

红色文化的基因延续与守正创新

红色资源是我们感受、传承、发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红色文化鼓舞人、激励人、启迪人的作用,要充分挖掘、深入阐释、活化利用好红色资源,让人们真正"有心学""有法学"。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传播红色文化,不仅要永葆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为民本色、精神底色,也要重视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引导其参与红色资源保护,让红色传统在历史中生成,在时代中延续;在守正中创新,在变革中发展。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定性

正规私募融资是创新、完善金融体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新生力量,有益于丰富资本市场和满足多元化投资需求,支持创新创业战略并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伴随私募行业发展,不乏从业者将不属行政许可的登记备案夸大宣传增信、误导投资,或从事私募之外的违规业务,甚至借私募之名实施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么,非法集资行为和正常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界限?该问题更存在于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认定中。如何通过刑法规制保障金融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立足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实现最优化金融调控和刑法调整范围,以衡平打击与保护,须厘清私募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鉴宝圏套

浙江嘉兴有一处古建筑叫“高家祠堂”。这是一座清代保留至今的三进宅院式古建筑,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古朴幽静。这处古宅在2017年前后,更名为“中国某林”。全名是嘉兴市某林文化博物馆(民办非企业),是一处民间博物馆。创办人霍某是个80后,在此之前,从事拍卖工作,还注册了浙江某林拍卖有限公司。     

展现“政协大省”的宗教作为

福建历来是宗教大省。目前,且不论数以千计的各种民间信仰宫庙,仅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拥有众多的信众和数目可观的寺观教堂。也因此,如何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使宗教界委员在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贯穿履职始终的同时,积极引导各自的宗教团体始终保持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政协民宗委和宗教界委员共同重视的工作。     

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外交统筹能力提升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开展民生合作和国际公益活动,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服务好社会组织"走出去",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的政治引领、在多边外交中与社会组织的立体配合、加强对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本地支撑等,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     

不得不防的民间借贷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民间借贷衍生出新的发展特点,出现P2P、以房养老、职业放贷等形态。从表面上看,合同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合同体现的是民间借贷关系。鉴于很多人分不清借贷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异同之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总结以往案件,揭开民间借贷的重重“面纱”,引导公众走出复杂合同中的法律关系误区。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问题研究——以广东为例

广东民间信仰富有浓郁的"山水兼具、农商并重"之岭南特色,有着"毗邻港澳、隔海相望东南亚"的地理优势,与港澳台地区的民间交流频繁,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是中国多元和谐型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社会治理理论入手,以广东民间信仰现状调查为中心,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通过比对福建、湖南、浙江等地的不同管理模式,结合广东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试点佛山市的经验,尝试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的几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