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

不同的时空环境可以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地域特性,家族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江南特定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到了清代,江南家族女性依赖其独特的从宦、谋生以及结社经历,创造了多样的空间书写类型,进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审美感受的丰富性。"空间形态"已逐渐成为家族女性的一种"生存形态",在空间互动中表达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同时,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也进一步深化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     

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生存空间转换与社会文化变迁——基于贵州Q县的田野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一种方式。贫困民众从世代生活的村落进入到政府所构建的居住空间,从个体的外在身份到内部文化生存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变迁,生存空间得以重塑,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新群体。传统民族文化与原居地生存空间是共生的,生存空间的转变,生产生活空间的集约化和文化承载空间的消逝,都会引起易地扶贫搬迁民众的社会文化发生变迁。     

贵阳:“十三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9%

各类高水平创新要素加快集聚,省会的城市资源、价值优势与新区的战略空间、政策机制创新优势叠加释放,贵阳贵安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呼之欲出。     

上海中共建党的红色历史空间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本文较为详细地考订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从事建党活动的机构、会址、旧居等历史活动空间,至少有40余处相关场所,呈现出中共在上海建党活动的全景。如此众多、遍布全城的初心始发地是上海建党的历史见证,也是党史教育的最佳场馆。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社队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化:1958—1978

1958-1978年,社队企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其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资金筹集从无偿平调到劳动积累,机械设备从因陋就简到修废利旧,原材料获取从就地取材到购买城市边角废料或依靠城市工业以来料加工,生产技术从靠农村土法到聘请城市技术人员并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劳动力从行政抽调到多样化社会招聘等。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社队企业具有企业自主权,我国计划经济的"漏洞"衍生了市场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论地方立法的范围 ——基于辽宁省设区的市的考察

《立法法》修改后,辽宁省9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2015年至2018年,9个新增立法权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积极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31件,包括地方立法规则的事项以及城乡建设与管理和环境保护的事项。从两大类地方立法的范围看,存在地方立法的缺位和越位问题,需要在未来立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疫情防控阻击战 彰显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危机和考验,我们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宗旨观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八方资源紧急支援,聚合各方力量联防联控,相关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充分发挥危机状态下我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