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犯罪人分类制度研究

共犯人分类中，混合分类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是划分标准不一；我国法定的共犯人形式可按“两类两级”标准分类。分工分类中，组织犯是“遗漏子项”，虽已被发觉，但理论界却从主犯中寻找它的定义，将其视为作用分类下的二级子项；应在立法之外，从理论上探求组织犯定义。作用分类中，胁从犯是“多出子项”，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应将之视为法定量刑情节，而非按作用划分的独立共犯人种类。     

论胁从犯的几个问题

一、胁从犯不是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在我国刑法中 ,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 ,其中 ,前三类是按照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划分的 ,并且这种作用按主犯、从犯、胁从犯的顺序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 ,胁从犯是依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划分出的一类独立的共同犯罪人 ,它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小于主犯和从犯 ,这是理论界对于胁从犯的共识。然而 ,认真思考胁从犯的概念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 ,笔者以为下述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审视 :1 .胁从犯是被胁迫而参加犯罪的人 ,而被胁迫参与犯罪这一事实是否充分说明了胁…     

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的合罪性探讨

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不是刑法上的受强制紧急避险,无法益侵害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都不能对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进行出罪的合理辩护,而尊重人性并不等于纵容犯罪,生命对生命法益下被胁迫杀人行为是法律上的合罪行为。坚持合罪性,才能保证法官的中立性,避免司法者权力滥用。从实用主义角度讲,共同犯罪中＂胁从犯＂的法律设置不失为一种借鉴,即对生命对生命法益下受胁迫杀人行为进行定罪,但是在量刑上予以宽缓处罚。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然而 ,如果通过逻辑学和共同犯罪原理对胁从犯的立法定义进行剖析 ,便会发现 ,“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指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 ,并非法定的独立共犯人。首先 ,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从正面为胁从犯概念正名 ,胁从犯的生成只是刑法理论的一相情愿。其次 ,主犯与从犯两个概念在逻辑关系上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 ,二者的外延之和已经完全涵盖了“犯罪”这一邻近属概念 ,胁从犯在作用分类法中没有自身的立足之地 ,只能渗透到主犯或从犯之中。最后 ,胁从犯的“被动性”决定了主观故意的间接性 ,司法部门仅凭借主观因素界定被胁迫犯 ,必然导致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论英美刑法中胁迫的理论基础——兼论对我国胁从犯规定的借鉴意义

胁迫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具体是指行为人在受到他人死亡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胁迫作为一种公认的普通法辩护事由,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分析了英美刑法中胁迫的成立条件及其存在的理论根基,并分析了其对我国刑法中胁从犯规定的借鉴意义。     

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论胁从犯中“胁迫”之认定

“胁迫”对于胁从犯的成立具有关键意义。在实践中,认定胁从犯中“胁迫”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从外部威胁行为出发,由外及内,判断行为人是否受到精神强制。为判断精神强制的成立,可以考量威胁程度与可能性、威胁者和受迫者的个人状况、威胁行为作出的客观背景、被迫者实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犯种类--胁从犯--胁从犯的刑法依据和政策依据质疑

以刑法第28条作为胁从犯的存在依据,实属牵强附会,刑法第28条是关于主犯和从犯的补充规定;按作用分类法的理论,胁从犯是不存在的,刑法中只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的规定,一些论者关于胁从犯的"较小作用"、"作用小于从犯"、"作用最小"的观点没有刑法依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论述作为胁从犯的政策依据,也值得推敲,毛泽东选集中的"胁从"之说在当时主要是指听从"首恶"指挥跟从"首恶"国民党官兵,是今天刑法中"从犯"的立法依据,而不是胁从犯的政策渊源.     

胁从犯理论之检讨

胁从犯概念的通说不能涵括《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少数学者提出的“被迫犯”和“胁迫犯”概念也不是对《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准确归纳；《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应称为“被胁犯”。胁从犯不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是按照参加犯罪的原因划分出来的一类特殊共同犯罪人，具有法定性和独立性。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若遭受的是紧迫性的生命胁迫，不应认定为胁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