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逃避缴纳消费税的构罪分析

【裁判要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观目的要件不能限制为骗取增值税进项抵扣,对于以从国家获得不法税款利益为目的,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重危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并给国家税款造成巨大损失的,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基于522份故意伤害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是认罪认罚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限缩式从宽"和"扩张式从宽"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最高限度"的两种类型。受报应主义理念的影响,"限缩式从宽"主张简化量刑从宽情节、压缩量刑从宽幅度与限制量刑从宽效力,由此导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适用乏力。受功利主义理念的影响,"扩张式从宽"提倡扩充量刑从宽情节、提升量刑从宽幅度与强化量刑从宽效力,最终引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不公。从平衡量刑建议从宽适用的视角出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应具备量刑从宽情节交叉化、量刑从宽幅度常态化、量刑从宽效力半刚性的实质内涵。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研究——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以来，控审冲突、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与精准化要求等层出叠现，亟待检察机关采取应对措施。检察机关将智能量刑机制引入认罪认罚量刑领域，逐步实现从传统公诉机关向智慧公诉机关转变，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技术量刑路径。但司法实践显示，智能算法本身的技术性难题、可靠性难题、不周延性难题极大地阻碍了智能量刑机制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智能量刑机制在认罪认罚量刑领域的司法适用难题，可以采用理论预测与实证预测双轨并行互相检验的运行模式，保证量刑建议预测的精准性、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算法的理论设计，完善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英美法系国家量刑指南制度的比较研究

量刑指南是指导法官裁量刑罚的准则.为了防止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问题,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制定了明确的量刑指南.其中,美国量刑指南制度是中国刑法理论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英美法系领域,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量刑指南制度:美国数量化量刑指南、英国论理式量刑指南和澳大利亚信息化量刑指南.相比较而言,英国量刑指南制度对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更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量刑建议制度之初步研究

量刑在刑事审判乃至整个刑事诉讼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量刑是否公正不仅直接关系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否获得公平地对待。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学界乃至刑事法律界一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因此,尽     

防卫过当的认定与定罪思考

本文从刑法相关条文对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的表述着手,联系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提出几点质疑:⑴无过当防卫是否有必要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对暴力犯罪加以侵害程度上的限定;⑵对在侵害方加害力量明显大于被侵害方防卫实力时对侵害方使用一般过当手段造成重大损害是否负刑事责任问题有疑;⑶对防卫过当行为认定故意或过失犯罪有偏袒非法侵害方,忽视正当防卫与故意或过失犯罪本质差别之嫌。然后,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及无过当防卫角度逐一加以论证,阐述自己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