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启示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说:“为政之道,首在立法典民。”(《寄簃文存》)这句话应该说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经验之谈。历代王朝在取得政权之后,立法往往是一项首要任务,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法制同其政权的存亡休戚相关。《明史·刑法志》载:“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这里说的是《大明律》的制定过程,从中窥见,朱元璋不愧为重视立法工作的封建帝王,一部《大明律》,四百六十条,却经过数次修改,不断增损,历时三十余年才颁布施行。但是,立法是为了执法。一部法典制订之后,要发挥它的真正效用,关键在于能否     

《大明律》修订始末考

《大明律》是明代法典的代表。其精神虽本唐律,但多有新创,故为清律所沿袭。在中国立法史上,它占有重要的地位。《明史·刑法志》对《大明律》的修订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     

两种洪武榜文文献初探

<正> 查阅明代典籍,不难发现,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一直很重视发布榜文,用以惩戒臣民。史载,明建国不久,朱元璋就常因事而立法,发布榜文禁例。洪武三年二月,"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谕数千言刻布之,日《教民榜》"。《教民榜》字数如此之多,可见它实是若干榜文的汇集。整个洪武年间,榜文屡颁,从未间断。直到朱元璋死前的一、两月,即洪武三十一年四、五月间,他虽然在《御制大明律序》中申明:"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     

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大明律》编纂,以前多以《明史.刑法志》所讲吴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为编纂经过,而实际上还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考证律的编纂经过,探寻其发展变化,对《大明律》的形成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而探讨《明律》制定与当时适用的情况,更是了解洪武一代法制情况的必由之路。     

明《大诰》初探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出于巩固和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大力推行重典政策。洪武时所定《大明律》,“较前代往往加重”①,而明太祖颁行的《真犯杂犯死罪》、《律诰》②等条例及大量的重刑诏令③,在处刑上较明律更为刻苛。他还建立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和人民;设立廷杖之制,大诛勋臣宿将。特别是他亲自     

明代律学的开山之作——何广撰《律解辩疑》简介

在明代的律学著作之中 ,何广的《律解辩疑》是一部早期的重要作品 ,也是明代律学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明史·艺文志》中并无记载。据张伟仁《中国法制史书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1976年刊 )记叙 :《律解辩疑》 ,何广著 ,二册 ,三十卷。书前有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 13 86年 )著者序。洪武 ( 13 68- 13 98)年间刊印 ,刊印者及刊印年份不详。著者明人 ,太祖洪武中举明经 ,官至湖广参议 ,精律学。笔者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图书室曾见过《律解辩疑》完整的抄本。就大陆的情况而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对此书没有记载。杨一凡…     

《明律·蒙古色目人婚姻》律的解读、初衷和实效

《户律·蒙古色目人婚姻》为明初洪武朝创制入律,也仅存于有明一代,系《明律》中独具风格特色,又备受诟病的一条。该条至迟在洪武二十二年修律时已经进入律典,配合了洪武五年发布的《正礼仪风俗诏》,具有扭转明初社会风气、恢复世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的作用。虽然该律条行文显得不大顺畅,但也正反映了朱元璋彼时既想用严刑峻法迅速消除北族统治遗留的强大影响力,又担心此举可能会丧失人心、适得其反的矛盾心态;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即明祖是故意模棱两端,以便相机行事,灵活执行律令。对于该律条施行效果的考察,不宜套用西方思想理论而妄加猜测,应立足于客观史实。以所见零星史料总体推断,《蒙古色目人婚姻》律在明初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像是一条指导性政策而非强制性律令。     

《大明律》采六部体系编纂模式原因考辨

《大明律》采纳六部体系编纂模式的直接动因是明初刑律的普及需求。其三级结构中的篇、门从统、分两个视角勾勒出“主体针对性”,实现了官民之分、官官之分,从而使不同篇、门能够有针对地指向不同潜在犯罪群体。三级结构中第二级的二十九门体现出分的特征,突出了第三级具体法条与主体特征的关联性,第一级六篇则体现出统的需求。《大明律》普法目的源于朱元璋“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使传播刑律成为法典编纂的需求,也使其所面向的传播群体由司法官转向守法群体。普法需求与刑律编纂的正当性诉求共同塑造了新的法典编纂模式。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赵玉环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了元朝由于官吏贪污腐败，大厦倾覆的过程。他创建大明以后，针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制定了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洪武初期，朱元璋进行了大量健全法...     

《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

集解 ,顾名思义是各家注释的总汇。《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则不尽然 ,情况较为复杂。本文有侧重的考证并明确了与“集解”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大明律集解附例》“纂注”(即集解 )出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 ;二、明代以“集解”命名的本子有四种 ,用《大明律例》中所引“集解”与《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相对照 ,证明“集解”的来源不一 ;三、考察《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中的引证材料 ,作者概括出“集解”所具有的四大特点。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