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深圳政改

一份新鲜出炉的“政改方案”，让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再次冲到改革前沿。深圳此次政改因何而起？有何突破？成功概率几许？能否辐射全国？诸如此类的疑问，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重新调整改革目标、评判改革效应等等，有着极其强烈的标本价值。     

聚焦深圳政改

一份新鲜出炉的“政改方案”，让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再次冲到改革前沿。深圳此次政改因何而起？有何突破？成功概率几许？能否辐射全国？诸如此类的疑问，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重新调整改革目标、评判改革效应等等，有着极其强烈的标本价值。     

关于加强和改进县级司法行政工作的若干思考

司法行政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司法行政工作是整个司法行政事业创新发展的根基。加强和改进县级司法行政工作，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关司法行政事业的科学发展。     

港英“政改方案”出笼缘由研析

港英“政改方案”出笼缘由研析李昌道香港现任总督彭定康于１９９２年７月上台后，一意孤行，肆意妄为，１０月７日发表施政报告，其中＂政改方案＂部分，蓄意大改政制，造成香港社会混乱。这个方案违反中英的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有关规定，违反中英过去达成的有关谅解。...     

法治思维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

中国社科院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4）》在分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时认为，法治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最权威的方式，是当前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应彻底杜绝任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钱替法、以领导意志取代法治的错误做法，所有纠纷都应依据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并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因当事人的身份、处境等给予其不当的待遇。     

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地方县级以上设立人大常委会意义深远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地方组织法》、《选举法》等若干规定的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决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30年的实践证明，县级以上设立人大常委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而且使民主法治、人民当家作主和人大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     

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的设想

正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事关推进基层依法行政工作,而依法行政工作推进得如何,直接影响国家法律在基层的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法治环境的营造,关系到县级司法行政执法的社会公信力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认为,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期,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势在必行。     

贯彻落实《纲要》打造法治政府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又作出了依法行政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务院于去年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用十年时间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标任务。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在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各项措施，特别是在推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应当发挥出“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拓展以民生为导向的法治新路径

民生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也是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给予民生问题以重视、解决和保障，尤为必要和紧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都在传达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从深层次来看，这更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呼唤。因此，锁定民生这一主题，揭示“民生”、“民生法治”的本质内涵，探讨当下中国民生法治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彭中礼著的《法治发展论纲：民生法治发展模式建构研究》一书，正是在深刻洞悉我国民生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深人考量当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提炼出民生法治发展模式这一制度构想的。可以说，这一构想既是建基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量，又是对我国法治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我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设计。     

县域成为矛盾问题集中地

在我国，县（区）这一层级处于国家与社会相连接的关键位置。县级政权是支撑中央政权稳固运行的政权之腿。近年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发生在县一级，同时，县级政权也成为腐败高发地带，这一切都预示着县级政权运行不得不改。     

略论“鉴定留置”——由邓玉姣案说起

邓玉娇故意伤害案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过程,非常典型地暴露出了我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有关＂鉴定留置＂制度缺位的严重问题。精神病鉴定虽然是一个医学问题,但它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国对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规定存在严重的缺失,对精神病鉴定等一系列问题的立法必须提升到我国立法的议事日程上来。对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首先,应认识到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是需要干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行为,并明确限定鉴定留置的范围。其次,对于鉴定留置的适用条件,在决定适用此措施之前必须听取鉴定人、辩护人意见,同时,鉴定留置措施只能适用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被指控人。再次,应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期间,在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羁押期限的基础上,明确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时间,应当能够折抵刑期。     

发展南海海洋经济的政策规制和立法构思

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南海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最具有潜力的海域,海南作为我国南海海洋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处于发展南海海洋经济的最前沿.目前,海南省已结合南海发展海洋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建议海南省制定有关发展南海海洋经济的地方法规,如制定《海南省促进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条例》、《海南省三沙海域岛礁建设管理规定》和《海南省促进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等地方法规,以促进南海海洋经济的发展.     

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内容和机能

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不成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之所以遭致批判,主要是因为在其内容的理解上存在问题。因为必要说一方面将"利用意思"作为其内容之一,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利用意思"的本来涵义。由于"利用意思"要素的存在,使得"非法占有目的"在取得罪与毁弃罪、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区分问题上出现了逻辑悖论。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限定为永久性地占有他人财物的"排除意思"具有妥当性,辅以"建立占有"的存在与否,"非法占有目的"不仅可以在区分盗窃罪与盗用行为、取得罪和毁弃罪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还能在权利行使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     

山东省“十二五”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十二五”时期,山东省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系统总结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吸收借鉴国内外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已有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领域,统筹兼顾,坚诗源头治理,从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入手,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突破,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模式变革论——以回应当事人“执行难”责难为归宿

执行案件从制约其权利实现程度的客观因素看,可分为＂执行不了＂、＂执行得了＂两类案件。以权利实现为本位的现行民事强制执行模式,由于未能对不同类型案件采取不同目标定位和应对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不能有效回应当事人对法院＂执行难＂的责难。而＂程序公正在先＂之执行思路却显得过于激进。为此,在民事强制执行模式改革上,探索＂权利实现与程序公正并重＂之混合式执行模式,对不同案件不同对待：对＂执行不了＂类案件,强化程序公正、突出执行服务理念,强调以＂理＂服人来化解申请执行人对权利未能实现的不满与怨言;对＂执行得了＂类案件,强化实体公正、突出执行威慑力、强制力,强调以＂力＂服人来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肖志军案中的刑法难题和价值取向——不作为、因果关系与间接故意之新界

丈夫拒绝签字导致妻子死亡的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肖志军因具有法定的救助义务而成立不作为;刑法应偏向患者利益,在医疗领域中采用风险增高理论来判断因果关系;在拒签时,肖志军认识到了妻子死亡的具体危险性,这决定了他属于间接故意的杀人。在社会救助体制缺失时,刑法期待通过强化个人责任而确立"全力救助患者生命"的价值导向。     

二审和解撤诉後当事人反悔，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能否强制执行

民事二审和解撤诉之後，一方当事人反悔，另一方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对此问题并没有规定，实践中法院、当事人、检察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五花八门。笔者以为：一审法院判决效力的认定是解决该类争议的关键。对此，笔者首先厘清了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的区别，然後又从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角度层层推进，最後得出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反悔後执行一审判决，此时的一审判决才是有效的，其他情况均为无效。     

中国船舶物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实际运行与匡正

对船舶物权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仍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但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具体表述上,摒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先要求＂应当登记＂,后规定＂未登记,不得第三人＂的做法,同时将第三人明确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这一本来更符合登记对抗主义真义的表述,却引发了海事海商实务部门较普遍的疑虑、困惑和担忧。这既暴露了长期以来学界在理解登记对抗主义上的纷争和分歧,也暴露了司法实践中一般理念和做法与登记对抗主义真义的偏离,同时还说明不仅在船舶物权变动,而且在其他采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方面,均缺乏对登记对抗主义真义完整、准确的解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43个样本案例,描述、总结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船舶登记对抗主义的实际运行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登记对抗主义的真义探寻,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及登记对抗的典型判断,就如何对其予以匡正提出意见和看法。     

论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对刑法机制的冲击及解决路径

刑法介入产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性源于产品质量法的局限性.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实际问题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以罚代刑”,其根源在于我国立法对产品质量监管中行政权与刑事司法权之间界限标准的不合理,单一的数额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提供了制度空间.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当去除“以数额入罪”的模式,选择“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定罪模式,将制售伪劣商品行政违法行为变为轻罪,并配置单一的罚金刑.     

浅析吉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本文以吉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视角,分析了吉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改革的核心、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等促进吉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