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批捕权的法理——“批捕权的法理与法理化的批捕权”一文质疑

《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郝银钟撰写的“批捕权的法理与法理化的批捕权”（以下简称郝文）一文,笔者认为,郝文在“法理”的词藻下,除了武断地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批捕权发出一系列的责难外,并没有讲出什么法理来。在郝文中,作者提出的批捕权与法律监督权不存在包容关系的唯一理由是,法律监督权的内部构造和运作机制表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其上下性和单向性,而批捕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呈明显的对等性和双向性。至于法律监督权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为什么只能是上下性和单向性,而绝对不可能是平等性和双向性,批捕权的对等性和双向…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对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自其在美国创设以来,学者们就对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展开了研究。但由于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认为该制度的法理基础有：公平正义原则、诚实信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司的社会责任;该制度的价值主要有：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为其根本价值、以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基本价值、以保障公司法人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其内在价值。     

现代诉讼的法理性透视

现代社会的诉讼制度设计根据社会冲突的性质可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三大诉讼在程序设计上有着共通的法理 ,即公正与衡平。文章从程序结构法理以及程序运作法理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随后 ,本文通过对诉讼中引入“合意机制”的思考 ,对现代诉讼的价值导向进行了反思 ,指出弘扬个体自治的深远意义。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律体制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消费者＂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已经逐步纳入公众视野,其在经济市场的法律地位、基本权利和权益保障也成为了热点课题。本文将以消费者的法理解释为切入点,简要说明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概要索引《产品质量法》和《部分产品修理退换责任规定》的条文规定,结合个体代表案例来阐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方向,并联系我国商品交易中的新方式来探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重点。     

法理即法律原理之解说

自清末民初以来,将法理解说为法律原理就成为法学界的通例,但其界定方式则有四种:一是径直以法律原理定位法理;二是将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并列来定位法理;三是将法理视为由法律原理推导出的法律一般原则;四是认为法理是指法律原则,但包括法律原理在内。法理和法律原理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行的原理,法律自然也不例外;法律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自身即蕴含着追求正义等法律价值的法理;法律的价值观念虽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但其中的基础法理却不受时空影响;对法律的分析和研究舍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法理界定为"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同时,法理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内存于法典和单行法律中的法律原则以及事理、情理等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混淆。     

论无线网络数据传输资源的法律性质

针对时下无线网络数据传输资源频频被盗而法律保护不力的现象,从现实与法理两方面论证其法律性质为物并据此提出法律保护对策。     

试论公司反商业贿赂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天津德普案为例

近年来,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一大社会隐患。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事实证明,仅仅依靠舆论和反商业贿赂立法已经无法真正消除商业贿赂。通过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与其员工因商业贿赂而发生的劳资纠纷案,说明公司制定内部的规章制度在反商业贿赂中的重要作用,并首次系统地提出公司反商业贿赂规章制度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关于构建我国最高额质押制度的研究

我国《担保法》并没有规定最高额质押制度 ,这不能不算是我国担保制度的一大缺陷。本文拟对最高额质权的概念、法理依据、特性及运作进行初步探讨 ,并提出我国最高额质押的构建思路 ,以推动我国担保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论管辖权异议制度之法理

管辖权异议制度之法理即是管辖权异议制度运作时所依据的基础法理，是有关整个制度的理论问题。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下发以来，民事司法的改革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立法和实务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问题，而对程序法理认识上的局限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制度的完善。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梳理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法理。     

论医疗安全

本文所论述的医疗安全 ,即指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三方之间形成合法、有序、良性、健康的运作体系 ,以保障医疗行为价值实现的最终目的。在本文中 ,医疗安全是一个由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三方组成的体系 ,医疗行为通过综合管理达到安全平衡的运作机制。在法理上研究这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是在私法的范围内讨论的。当然 ,这种安全体系遭到破坏时并不排除卫生行政部门和相应司法救济等公法领域相应机制的介入。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目的是将医疗安全放在社会整体背景下 ,以医疗与秩序、安全、效率、发展诸基点间的互动 ,揭示医疗—社会关系的本质。     

票据表见代理适用及类推适用的边界

尽管票据行为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是根据票据法与民法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因为票据法的个性,仍然会出现票据行为在适用表见代理时,没有民法上预设规定的问题。比如依据什么来谋求对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取得人和票据伪造的受让人加以保护等。对此,历来的主流观点是适用和类推适用表见代理,但从法解释学的原理,利用权利外观理论使上述票据当事人获得保护,更清晰、也更科学。     

论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是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定义的概念,实践中不乏有借用"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利益的事例.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试从利益的定义及分类、法律与利益的关系、实体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等方面来探讨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关系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论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

双重犯罪原则是引渡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引渡请求所指向的行为只要依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两国法律达到实质类似 ,就以为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从国际刑法学的角度 ,论述了在对国际犯罪进行引渡的过程中 ,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的具体适用需要把握的若干问题 ,认为实质类似说与罪刑法定主义并无冲突 ,也不会造成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背反 ,它与普遍管理原则所引申出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能够达成协调。另外 ,认为实质类似说体现在定罪和刑罚两方面 ,各国对可引渡之罪的标准从列举式到淘汰式的演变也表明了国际刑事立法对该说的确定     

关于商法学中商主体概念的探讨

商主体,作为概念,是我国商法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之一;作为经济实体,是我国经济活动中主要的参与者和被管理对象.但是,在目前的商法学的权威教材中,不仅对商主体概念内涵的揭示是含混、相互矛盾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商主体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也缺乏认真研究,从而导致理论学习和阐述上的混乱.虽然,统一的定义,在科学研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科学研究没有益处,但应该承认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商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商法学理论对我国商事立法和经济管理活动的贡献程度.通过介绍、分析,比较我国商法学理论界对商主体、商人、企业和民事主体的概念的不同观点,并结合世界主要商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对商法学中商主体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区分的认识,并最终归纳出商主体的概念.     

后民法典时代商法独立性的理论证成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独立商法的出现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商法制度并非完全脱胎于民法,而是有其独立的发展路径.商法一经出现即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道德观念更新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其历史演变来看,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曾受到商法制度和商法精神的熏陶,对商法的重视程度也与一国社会经济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运行实效考察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其运行实效究竟如何?从法律运行实效的视角,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法律实效理论的研究路径,根据法律实效评判的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依托权威性的“社会事实”,兼采经验实证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揭示该七十六条的良好实效,展示该法律在实现社会控制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吁请人们树立正确的守法观念和守法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建构良好的法秩序。     

关于我国物权法体系结构的思考

法律的体系结构问题是一个按一定逻辑联系将法律规范加以排列组合的问题。各国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体系结构上的差异 ,原于体系设计者选择的逻辑标准不同。法国法系国家在设计其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的体系结构时 ,更注重调整对象标准 ;而德国法系国家在设计其民法典 (包括其物权编 )的体系结构时 ,则更倾向于法权形式标准。本文作者主张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来分配物权法与债法的内容 ,将作用于商品交换领域的抵押、质押、留置及让与担保等担保制度纳入债法规定 ,而不照搬德国法系国家的作法纳入物权法规定。对物权法内部的体系结构 ,本文作者主张除总则外 ,分所有权、用益物权、相邻权、占有与登记四个组成部分 ,以分别调整物的归属关系、物的用益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及无本权的动产占有人、不动产物权登记名义人与物之本权人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认为 ,这一体系结构有利于明确物权法内各制度各自作用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 ,张扬它们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功能 ,实现它们各自不同的价值。     

论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点及其确定

The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of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n comparing with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t also stresses on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place of hearing, and the place where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deliberates the case,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deciding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it is important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China and amend domestic arbitration legislation in determing place of arbitration properly. Zhao Xiuwen, professor, has been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 the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1984. She used to be a 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 in Georgetown Law Center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USA), an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UK, Germany, Italy, Austria and Australia). She also works in the panel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CIArb),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SIAC) and some local arbitration commissions in China. She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and dozens of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e. arbitr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pyrigh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law, etc.     

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

经济法一词本身有多种理解,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与经济相关的法。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构建所谓经济法学科体系,探求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同的所谓经济法特有的范畴、方法和原则,以图证明经济法的独立性的研究路径是错误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是通过一定形式的法律规则来实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的程度往往会使经济法律规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许多经济法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急待经济法学者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应把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则上来。就改革方向而言,经济法研究将是从“高管制度经济法”到“中管制度经济法”,最后到“低管制度经济法”演变的过程。     

On the formal rationality of commercial law in common law system

Common law traditionally contains the formal rationality of commercial law. According to common law traditio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preventing commercial law from being formalized. Formalization of commercial law in common law system is an institutional demand of market economy and is jointly promoted by the legal tradition of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commercial law in the two legal systems indicates that the commercial law is made depending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form of commercial law is restricted by legal tradition. The formal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commercial law are an internal need as well a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