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从主体互动看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地方创新动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浙江省首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201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在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声势浩大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展历程为基础,通过分析当前"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的状况,可讨论得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机制:"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终极核心价值理念;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合力领跑改革是改革得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助推力;行政法规、法律的完善和信用制度的维护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保障;"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是政府改革措施进行必不可少的工具要素。     

沟通、互动与政府的治理优化

在政府治理结构中,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权威和责任也多元化。沟通治理可以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移到非政府的组织或者个人身上,一旦遇到棘手问题或者某一方难以单独解决,则可以通过各方互动的方式整合资源和力量。沟通和互动模式以及具体案例表明,通过治理的沟通和互动,可以达到整合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并最终实现政府治理优化的目的。     

地方政府创新的微观机理分析——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案例研究

特定的地方政府创新何以会发生?具体是如何实施的?缘何会持续?又为什么会得以扩散?这些都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理论需要回答的微观机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需要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入手。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这样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最多跑一次"改革自从2016年底提出新的理念后,到2018年8月已基本完成预期目标并在全国28个省得到扩散。文章通过案例研究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生、实施、持续和扩散的微观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珠三角政府工作人员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以社会距离为视角

通过在珠三角的实地调研发现:政府工作人员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较大;政府工作人员肯定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但是实际推动制定改善农民工待遇的政策意愿并不强烈,在促进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上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场.政府人员的立场与珠三角所形成的"港台中小企业--外地农民工--本地政府"地方治理结构以及路径依赖有关.珠三角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必须提上日程,应从中央政府、珠三角各城市政府及其区域协调治理机构三个层面入手推动解决,这也符合珠三角继续作为中国改革的制度建设和转型发展的试验区和先行者的角色定位和形象要求.     

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推进国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的现代化

正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国家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各个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做到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方面,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市场问题更多地交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解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技术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于"智慧城管"的实证分析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变革的基础,引发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技术赋能是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机理,遵循着从"结构碰撞"到"机制互动"的运行逻辑和从"技术赋能"到"智慧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执行技术塑造中,H省L市的"智慧城管"模式为技术赋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表明,这种重构促进了执法平台的整合、执法力量的下沉、数据治理的优化.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系统改革;进一步完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进一步优化协调机制,加强部门联系;进一步优化执法机构,推进权限下放.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40年的主要做法、经验总结和改革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省通过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执法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大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可以总结出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开展试点、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的、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坚持法治原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改革经验。下一步有望在党政机构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公共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科学技术融入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一个重要支撑和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大动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九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持续不断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机构改革历来都重视顶层设计，即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围绕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展开分析，有利于充分认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加强组织领导，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政府改革与"非政府领域"的成长

政府改革的成功和政府治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元因素的支持 ,“非政府领域”的成长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非政府领域”包括非政府组织 (NGO)、家庭及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及市场中介组织等 ;特别是其中作为战后大规模兴起的组织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它对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本身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公共管理属性上 ,而且更体现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领域”之间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上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