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通过对我国法院偏调解的历史成因考察,揭示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构想。     

改革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探析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长期以来都是民事纠纷当事人解决纠纷和审判法官处理案件的首选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制意识,法院调解制度一方面在法院结案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另一方面,显露出制度本身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显得十分必要。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法院调解热成因浅析

我国法院调解热现象,是由法院调解的内在价值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刻的精神基础、制度基础和普通民众的心理基础,从而使它在解决纠纷机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对传统法院调解制度的现代思考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是我国重要的一种审判方式。从历史角度考察该制度,分析现今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弊端和内在矛盾,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具有现实意义。     

法院调解改革新论

调解主持人员的双重身份、法院的职权主义都不是我国法院调解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强制性是法院调解运作的基础。我国法院改革应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导向,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构建我国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基于我国调解改革实践的思考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我国至今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已涌现出了法院附设调解室等类似法院附设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总体看来,这些改革卓有成效,但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支持,亟待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与整合.在吸收部分法院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构建融合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运用协商方式在中立第三人(调解人)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类型.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日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当从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前置性调解程序;遵循自愿、合法与效率的原则;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方面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法院扮演的角色是“社会纠纷的裁判中心”，除承担着一般的纠纷裁判功能外，还承担着从纠纷裁判功能中衍生出来的权力制约功能和公共政策创制功能。我国法院在功能上仍带有明显的“传统法院”的色彩：一方面，法院承担了大量的非裁判性功能；另一方面，许多应该由法院承担的功能事实上并没有归入法院。所以，应该立足于法院功能的现代化，理性地界定和建构我国法院的功能。     

试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其中以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行政法院为代表。我国引进行政法院制度,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体系、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和高效解决行政纠纷。为此目的,基于国情,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既将有别于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我国普通法院制度。     

论建设工程合同欠款纠纷中债权人的代位权——兼论天津市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纪要》之完善

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尚不规范,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拖欠工程款纠纷日益增多,为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纪要》。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运用债的保全的民法理论,分析了债权人代位权的特征与性质、构成与效力,并针对《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纪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论重新架构我国医患纠纷的多元化处理机制

综观我国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医患双方协商多隐含非公平、非自愿成分,卫生行政调解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民事审判的权威与效率难以实现,而医疗责任鉴定的公平与权威备受质疑,因此,该机制不能适应妥善处理医患纠纷这一社会热点问题的需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及运行表明,多种性质、功能、程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各有其运行空间,且能形成功能互补,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具备的意思自治、非对抗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其对处置医患纠纷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重新架构与配置我国医患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的设想为：保留但限制医患双方自行和解,设立医事仲裁和医患纠纷第三方专业调解制度,以医、法结合的原则对医患纠纷的审判及鉴定机制加以改进,并建立审判机关与鉴定机构在医疗事实认定与过错责任确认方面的协同机制,形成多元化机制并存、互补的良性结构。     

论鉴定人出庭作证与刑事科学技术规范化建设

鉴定制度是我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门,在诉讼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随着法制的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将是常态化的工作,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强规范化建设,为鉴定人出庭作证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鉴定中的不确定性鉴定结论研究——以笔迹鉴定为考察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不确定性鉴定结论的客观存在制约了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较为理想的鉴定结论应当解决了特定的案件争议事项,是对鉴定要求的明确答复。针对司法鉴定中不确定性鉴定结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措施应提高鉴定人员的知识、经验、技能;收集真实、可靠、充分的检材;使用成熟的鉴定理论和方法;排除对案情不利的因素开展鉴定。     

论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法律解决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在西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的机关处理 ,而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进程 ,要在坚持国家统一前提下 ,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 ,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国际贸易中损害赔偿的货币选择问题

在审理有关国际贸易的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面临选择何种货币形式判予损害赔偿金的现实问题。以不同的货币形式判决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将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法院不能随意地选择本国货币或外国货币进行判决，而是选择能够完全赔偿受损害方的货币进行判决。不管选择何种货币判决，法院都须确定不同货币间的兑换时间标准：违约之日、裁决之日或支付之日。由于任何单一的兑换日标准不可能在所有案件中得出公正合理的结果，法院应该采用综合性的兑换日标准。在确定兑换时间标准后，如果在同一兑换日存在多种版本的汇率，法院还面临选择何种版本汇率的问题。为了尊重权威和避免争议，法院应尽可能使用本国的官方汇率。     

家事诉讼:比较借鉴与制度完善

鉴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各国纷纷设立了家事法院,为之配备专业的家事法官,并适用独立的诉讼程序。然而,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家事审判实践上仍存在不足。为了进一步完善家事诉讼制度,妥善解决纠纷,我国应该提供家事法庭的辅导服务,构建独立的家事调解程序并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教育之界定

科学界定法庭教育的概念和属性,全面揭示法庭教育制度的属性和功能定位,是解决当前有关法庭教育制度诸多争议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法庭教育是衔接公安、检察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教育、矫正环节的重要"桥梁";是贯穿审判全程的教育;是突出被告人主体性的价值教育;是强制性和干预性的特殊社会教育;是与审前社会调查、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合适成年人参与、营造适当教育情境等程序保护措施和审判方式相辅相成的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