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五重维度

文章从五个维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行比较分析，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从价值维度看，体现为“资本至上”和“人民至上”；从历史维度看，体现为“霸权扩张”和“和平自主”；从实践维度看，体现为“自由放任”和“制度保障”；从过程维度看，体现为“原生自发”和“科学规划”；从时空维度看，体现为“西方中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内涵、价值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集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使命的思想资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起点是消除贫困，经过百年探索，形成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内涵，构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分配体系，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动态的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基于自身实践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框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分配体系是 以党的领导为力量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组成，开辟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苏州经验：经济驱动型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苏州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本质上要求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驱动全面现代化。苏州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一体化的步伐，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经济驱动社会民生，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苏州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是对后发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对于当前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经济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的基石；后发国家的政府要在制度供给上起主导作用；经济现代化要与社会民生建设协调共进，协同建构和谐社会。     

当代中国公共性转型研究

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形态下形成了高度集权型公共性,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公共性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即开始从高度集权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公共性。当然,过渡形态下的公共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必须从制度环境和内在修养等方面予以完善,才能实现公共性合理有序转型。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表明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实践——理论——制度”三位一体新的丰富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     

区域法治文化的发生学考察——一个多维分析框架

区域法治概念对法治中国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厚植区域法治文化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根基。就发生学而言,区域法治文化的生成路径包含历史、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在历史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地方性知识中对文化大传统的多元诠释;在制度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现行宪制结构下对法制体系的合理续造;在实践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区域竞争语境下的自然演化。应当重视法治文化的区域化及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推进法治理论的转型。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并以此界定了人类现代化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新形态,其之所以具备西方现代化模式难以企及的独特优势,根本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人民逻辑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直接展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建构的现代民主政治新形态中。由此在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必然与现实必需基础上,生发出以“民主化”的不断更迭来推动“现代化”发展转型的政治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语境下作为这一逻辑发展的新路向,不仅从认识论上促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转向,而且通过与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的耦合互促,科学有效处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以及赓续创新传统民本思想及其治理智慧,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在从理论层面厘清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关系后,要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和统一战线等实践场景中挖掘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平台,进而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向崭新高度。     

以礼变俗：传统礼学推进乡村德治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北山学派的礼学实践

“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礼俗秩序、实现精神富有的文化之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自南宋以来，金华北山学派作为“紫阳之嫡脉”，以敦化导民、醇厚乡俗为目的，在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和家族规范构建的礼仪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仁学追求。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可借鉴北山学派“以礼化俗、德业相劝”的礼学实践，从礼法结合、德业相劝、礼乐并举三个维度，构建道德意识和法律精神兼顾、致富理念与关怀精神相结合、乡土情怀与现代思维相衔接的乡村德治现代化建设路径，为进一步推动形成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匹配的乡村礼俗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要求，也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人口、富裕、自然和谐、文明、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内容以及特征，蕴含丰富的政治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的政党领导逻辑，更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从政党领导逻辑探析，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政治政党领导逻辑在理论维度有所区别。在历史实践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过程循序渐进，从历史经验汲取政治逻辑构建“营养”。从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总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参与实践的标准。因此在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本质要求上，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现代化提供新模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大选择。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变和深化的理论逻辑使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规律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端、供给端和制度端发展条件变化的现实逻辑使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政策实施重点在于，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个人观——科学发展观深度研究

虽然“以人为本”的“人”可以理解为个人与人民群众的统一，但从实践生存论的视域看，其“现实的个人”的含义更为根本。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思想史基础，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之一，也是马克思“个人观”形成的标志。“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个人观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基础”；“现实的个人”是社会的“建构规律”与“发展规律”的基础。澄明马克思的个人观并实现它的引领作用，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国民现代性意识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现代人格教育

人格转型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力。人格教育则是人格转型的必需和前提，发挥着改进和提升人格的作用，以“道德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人格为目标取向，其实践理念既依赖于中国现代化中健全的社会制度环境，也离不开教育者适应社会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大趋势的教育活动。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政治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世界性历史过程。政治现代化是经济和社会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所引起的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从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过程。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制度在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之一核心制度的同时,内嵌难以克服的缺陷和短板,特别是在向发展中国家移植的过程中,这些缺陷和短板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作为在外部影响下甚至压力下促成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创造性的学习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生长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领导与被领导相统一的政权运作方式,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实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理论与实践创造性结合的典范。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是为人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贡献的中国智慧。     

基层考核“口袋效应”的形成、风险与规制——基于督考权扩张的分析北大核心

作为一种容易被忽视的隐性现象,政府考核“口袋效应”在基层减负进程中应得到充分重视,考核“口袋效应”的负面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基层减负实效反弹的关键性因素。基于督考权扩张的理论视角,围绕督考权“价值性和工具性”、“权利性和义务性”与“强制性和公利性”的解释框架,基层政府考核“口袋效应”的形成逻辑可归结为“条件—环境—推力—塑形”过程,其负面风险表现为引致基层加压式考核泛滥、背离督查考核的制度初衷、陷入基层减负矛盾的循环、侵蚀政府权力均衡的基础。为防范基层考核“口袋效应”演变为督查检查考核泛滥,需要从系统性规制考核“口袋效应”着手,实现基层督考价值取向的转型、理顺基层治理权责利结构关系、规范控制督考权的边界和限度、提升督考实践应用的转化能力、构建基层督考的申诉救济机制,从而扎实有效保障基层减负进展及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逻辑展开与内涵阐释

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较诸传统“检察理念”更加注重时代性、整体性并突出“法律监督”属性。其本质是新时代背景下围绕法律监督形成的“理念集合体”，建立和发展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支撑”以及统摄“工作理念”和“改革理念”等特定理念的更高位阶的“上位理念”。其逻辑应从四个方面展开：问题意识层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别系统性回答新时代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法律监督、应当怎样坚持和发展法律监督；基本定位层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律监督领域的具体化，也是指导和调整我国全部法律监督活动的根本指针；逻辑边界层面，不得违背我国人大制度根本遵循和现代法治基本共识；根本保证层面，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于此基础上，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之科学内涵，可以阐释为以下五个方面：以“民主法治”为核心内容，以“法制统一”为基本诉求，以“人权保障”为本质要求，以“理性谦抑”为价值追求，以“功能优化”为根本方法。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政党—国家—社会”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将“政党”这一重要维度引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二元理论结构,构建“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指引。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展望：以价值共创为视角

党建引领是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是其得以实现的关键保障。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质是把众多分散的行动者整合进一个开放稳定的基层治理生态系统，共同创造可共享的价值。在当前基层治理过程中，各地深入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成了网格党建、红色物业、党群服务中心、党建联建、党群志愿服务等主要实践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展现出了价值共创的效应。展望未来，应当朝着“可持续的价值共创”目标，从“情境—平台—手段”三个方面入手持续建设基层治理生态系统，即以总体性价值塑造共同价值观念，以建设性空间制造交往基础设施，以治理型组织构造能动资源体系，进而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