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答复行为可诉性的类型分析

举报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行政机关处理举报设定相对固化的程序,并不创设查处和答复义务,行政机关的答复义务内在地隐含于其查处的职责.举报答复行为包括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两种,涵盖行政处理的答复为实体意义的答复.前者属于观念通知,后者系行政行为.程序意义的答复的可诉性在于程序权利受到侵犯;实体意义的答复的可诉性视自益性举报抑或公益性举报而定.在公益性举报,举报人与被举报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不存在利害关系.在自益性举报,行政机关如何履行答复义务对举报人利益产生实际影响.     

行政行为概念评析——以部门法中“法律行为”概念为视角

行政行为一直以来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概念。确立行政行为的科学涵义,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各部门法中法律行为概念的比较,认为行政权和行政法律效果是定义行政行为的关键。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法律行为,并应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作为一对部门法上的基本概念分别加以研究。     

杨一民诉成都市政府其他行政纠纷案

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申诉的信访答复，属于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诉作出的重复处理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不是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上述信访答复，申请行政复议，接受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当事人不服该决定，诉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准行政行为研究

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职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 ,具有行政行为的预备性、中间性及阶段性等特征 ;具体形态包括受理、登记、证明、确认、鉴定、通知、答复及咨询等 ;准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可诉 ,具有可诉性的例外取决于其具体形态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且没有其它救济方式可以利用。     

通知的可诉性认定

【要点提示】通知行为因针对的事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其是否可诉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此,可以从通知行为是否构成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的答复或者通知的义务、通知行政行为是否仅仅构成行政行为的中间性程序、通知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决定的构成要件等四个方面考察认定。     

浅议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在行政机关的各种行为中占有较大比例，其数量远远超过行政法律行为。由于行政事实行为同行政法律行为一样，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因此加强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理论研究对推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比较的角度，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初步研究。     

对举报回复性质及救济的探讨

将举报回复纳入行政法制的监督体系,对发挥公民举报权利的现实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为公共利益而举报的类型,从公民举报所针对的问题和举报行为本身两个方面探讨举报及举报回复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寻求救济的途径。     

不予更正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决定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要旨】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要求行政机关更正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不予答复或作出不予更正决定,该不予答复行为或不予更正行为未给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实际影响。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对该不予答复行为提起的履职之诉或不予更正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查幼君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行政答复案

本案的行政答复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答复适用法律错误，其要求原告退回在企业改制时获得的安置费所折成的股份无法律依据，且是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     

行政承诺案件的性质及审理对象

行政承诺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通过公开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许诺,相对人完成了其在承诺中指定的行为后给予一定奖励的行政行为。举例来说,某市政府为了治理社会上各行政事业单位乱收费的现象,在报纸上公开承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乱收费行为进行举报,举报一经查证属实的,由政府给予奖励20000元;再比如,某市工商局为了加大对制假、造假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媒体上承诺,凡提供造假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罚     

放宽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诉权视角

诉权是当事人为保护其实体权益或者确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请求法院以国家审判权的名义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置的行政诉讼的门槛包括起诉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行为主体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诉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起诉人认为所诉行为侵犯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有的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不利于行政诉权的行使,因此,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方式以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

公民能否对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采取抵制行动,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英美法重在关注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提出间接抗辩,更有实践意义。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拒绝权给予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其设定的标准有别于"重大明显违法"这一通常所理解的无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原则上,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公民实体权利,公民在不能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抵制,都应当允许。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公民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     

行政诉讼目的研究

行政诉讼目的是行政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前提性理论,不仅为整个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指明方向,而且为具体制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法学界,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认识,主要有三重目的说、双重目的说、监督说、依法行政说、权益保护说等。认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则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社会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层面。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1]。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手段,是依法行政的起点和基础,但在依法行政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超越自己立法权限进行立法的现象。抽象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现有监督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保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规范,为依法行政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行政法制环境。     

行政行为成立比较研究

我国行政行为成立理论是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大陆法系行政行为成立理论包括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定义是法国式——广义上的行政行为,而成立理论是德国式——具体行政行为成立,这必然导致我国的行政行为的概念与行政行为成立相悖,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行为成立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     

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

有相当的国有财产是为公务便利或社会公益服务而存在的 ,国家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在该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不同于民法上的物权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应受一般私法规则的支配 ,而应受公法规则的支配。存在于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便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法国行政法将公众用物和行政活动用物作为不同于私有财产的“公产” ,这一划分在现代国家体系及市场经济背景下有重要意义。借鉴相关理论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 ,将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大有裨益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发展过程,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不断加强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并未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症结在于行政执法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强弱反差。从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看,能够有效钳制行政权的只能是检察机关。因此,要健全衔接机制,必须克服检察权的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三方面障碍。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