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孙某合同诈骗案为例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主要有"非法占有说"、"不法所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观点。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要件的理论修正与司法检视

传统非法占有目的理论难以对集资诈骗罪中反复的"借款-还款"行为予以精准定性。"排除意思"既不是诈骗罪主观层面的要素,也无法适用于持续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行为。"利用意思"和"不法获利"不能用以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法发挥"非法占有目的"应有的罪名界分功能。非法占有目的并非集资诈骗罪的独立构成要件,以集资诈骗故意统摄本罪的主观要件并规范化解释为财产损害故意,能够完整地发挥定罪和罪名区分功能。以不具有债务履行能力和意愿推定财产损害故意,不仅符合理论逻辑,也能够通过司法实践的检验。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既有的非法集资犯罪认定标准主要是以线下非法集资案为原型归纳形成的.司法者在将这些既定标准运用到网络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在区分合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非法性"的认定应从"部门"导向转变为"依法"导向;"公开性"的认定应从"媒介"导向转变为"对象"导向,且被害对象的认定应从"不特定"标准转变为"非合格投资者"标准;"利诱性"的认定不仅要考虑保本付息的承诺,还要考虑涉案资金的使用去向.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并非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区分两罪的要素"之一"而非"唯一";"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构成要件,既不能从诈骗行为中推导出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从非法占有目的中推导出诈骗行为;在区分两罪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违法、后责任"的检验逻辑.     

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内容和机能

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不成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之所以遭致批判,主要是因为在其内容的理解上存在问题。因为必要说一方面将"利用意思"作为其内容之一,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利用意思"的本来涵义。由于"利用意思"要素的存在,使得"非法占有目的"在取得罪与毁弃罪、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区分问题上出现了逻辑悖论。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限定为永久性地占有他人财物的"排除意思"具有妥当性,辅以"建立占有"的存在与否,"非法占有目的"不仅可以在区分盗窃罪与盗用行为、取得罪和毁弃罪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还能在权利行使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继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之后又一司法人权保障性规则.已经纳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典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显侧重于某些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与侧重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明显差异;已经确立的裁量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因规定本身的原因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尽管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通过相关司法解释早已确立,近年来也有零星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但实践效果不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究其原因,既因排除规定内在缺陷所致,也有价值取向、诉讼模式、司法潜规则、人性取向、判断诉讼行为的目的论、沉默法则、双重标准以及司法体制障碍等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需要加以克服的.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重温与新知:美国非法自白规则之定位

传统上 ,将美国非法自白规则界定为严格的排除规则 ,即所谓排除加例外的模式 ,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从美国司法运作的具体情况看 ,法官对非法自白的处理实际上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力 ,并遵循符合任意性规则的宪法性原则。对美国非法自白规则这一新的理解 ,有利于我国非法自白规则乃至非法证据规则的合理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操作问题研究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就其适用范围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而不适用于"私人的违法取证行为",但对于私人采用极端反人性的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非法证据"而不适用于"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可以经由补正而继续使用,而"非法证据"则应当彻底排除,而且这里所谓的"排除",指的是彻底意义上之排除,即,一经排除则不得再次采用;对于口供而言,不仅排除该证据,而且排除该证据源,即不仅排除该口供本身,而且排除口供这一证据类型。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特点为: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为重点,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为目标,以侦查和司法部门主动排除和被告方申请排除相结合为方法等.该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司法部门自律的体现.展望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包括:确定非法实物证据范围,排除"毒树之果",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与刑事司法其他规则协调.     

程序正义的重申──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专门的法律文件,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程序、责任等做了详尽而全面的规定,在适用对象上着力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在具体适用时明确了适用程序、过程及主体责任.虽限于司法的现实和立法的限制未能尽善尽美,<规定>仍不失其里程碑的重大意义,而其完善的最终路径应依托司法实践和立法确立.     

债权行使与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性认定

行使债权可以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性,是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非一般违法性的提示要素,其评价的是财产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财产转移、变动过程。只有当行为人对被害人拥有合法债权时,以非法手段引起的财产转移过程才被认为合乎民事实体财产秩序,进而否定非法性。实践中认为行使虚假债权、非法债权的行为也能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该观点将导致刑法财产犯罪体系内部的价值判断矛盾,进而产生处罚漏洞,应当予以纠偏。在《刑法》新增第293条之一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背景下,应将催收非法债务罪理解为财产犯罪的减轻构成。在此基础上,区分虚假债权与非法债权的意义在于,催收前者仍应以抢劫、敲诈勒索罪等重罪进行处罚,只有催收后者才能成立催收非法债务罪。催收非法债务所获得的收益来自于被害人合法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应当优先返还给被害人。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视域下“毒树之果”的取舍

"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派生性规则,其基本意思是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获取的衍生性证据非法。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毒树之果"及"毒树之果"规则的相关规定。然而实践中"毒树之果"又大量存在,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甚至可能会对非法取证行为形成负激励。惟有立足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和国情客观审慎地对"毒树之果"进行取舍,方能找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黄金分割点。     

论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鉴别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今年来我国金融犯罪领域多发的、如何区分二罪并对行为进行准确的定性是该类犯罪的一个难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分二罪的关键，本文将借一个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于一体的案例来直观分析应当如何把握本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的十大技术难题——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     

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若干问题与完善建议研讨会”在京举办

2014年12月6日,京都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召开"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系列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若干问题与完善建议研讨会,这也是京都律师事务所"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系列"研讨会的第二辑,旨在加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并提出建议,望能为完善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添砖加瓦。樊崇义教授就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问题指出,一是疲劳审讯获取证词的排除;二是采取非法拘禁、超期羁押等方法获取供词的排除;三是重复自白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及建议

非法证据规则排除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诉讼规则,它受到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国司法实践中,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它的真正建立和适用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对我国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并且研究这个问题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探讨。本文仅将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收集规则的立法现状进行初步分析,总结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研究,并对其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过于严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考察两大法系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持宽容态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平衡非法证据排除时的价值冲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重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