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的职能是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对审判工作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做出权威性指导。但是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在实际运行中出现许多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改革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具体措施。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一审案件之举不妥

<正> 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作为人民法院内部的集体领导组织,总结审判经验,讨论与审判有关的问题无可厚非,实践证明也是有效的。但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职能则值得研究斟酌。我认为,除了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应当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之外,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一审重大、疑难案件的职能应予否定。理由如下:     

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设立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但是，审判委员会无论从自身，还是从科学发挥其职能作用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一、审判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审委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个案研究上，在总...     

关于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律早已规定但至今仍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专家、学者对此意见不一，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就目前我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和实际运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的职能而言，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显得非常必要，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同时，明确列席的人员、列席的案件范围和列席的程序等等。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运行模式重构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讨论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随着司法领域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审委会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就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司法环境而言,不宜简单地废除审委会制度,而是应当结合司法改革实践,对其组织结构、性质、职能平衡等方面内容进行改革.将审判委员会由现在的最高审判组织逐步转变为案件咨询组织,通过改革组织人员结构,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和审委会全体会议的双重结构,开展不同的职能;通过限制案件讨论范围,强化其总结审判经验和审判管理方面的职能,为基层法院涉及全局性的工作的开展提供帮助和指导.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其改进思路

目次一、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演进历程及论点争论简评二、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面临的现实困境(一)组织结构模式的异化(二)制度运作的非规范化(三)职能配置的模糊化三、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一)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功能(二)逐步强化审判委员会专业化程度(三)改革和完善工作程序和运行方式(四)逐步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我国法定的审判组织形式有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它们构成了我国人民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的纵轴。审判委员会制度     

论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创制者欲以其来解决冤假错案频发、案件质量低下等问题,但实际上,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均存在着较多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审判工作的需要了。本文就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起源、弊端等问题做出分析论证,并就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作了论证。     

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设想

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这一组织，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分为三个方面：总结审判经验；第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第三，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审判委员会制度在保证各级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审判委员会及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审判委员会在运作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审判委员会在总结法院的审判经验方面，做得并不多，没有提出多少能从政策法律上指导法院审判工作的…     

审判组织改革刍议

审判组织,是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审理各类案件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审判委员会、合议制和独任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备,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法院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现行审判组织,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 切实提高法院审判质效水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再次肯定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     

"股东权"实现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村民自治权——以"广西兴安县金石乡中洞村修水电站纠纷案"为切入点

村民自治权的组织框架是村民自治权实现的依托。“广西兴安县金石乡中洞村修水电站纠纷案”暴露了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治中权力过于集中、对权力缺乏制约等现行村民自治权运行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引发村民委员会侵犯村民自治权的根源。“权力的合理分工及相互制约是权力正常运行的前提”这一蕴涵于现代公司制股东权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作为社会公权力的村民自治权的实现。本文在重构村民自治权的组织框架时,将村民自治权的运行框架定为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调解监督委员会这三个相互独立并相互制约的自治机关,同时增设村民常委会议强化村民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厘清村民委员会的职能,提高调解监督委员会的地位,将其确定为村民大会下设的与村民委员会并行的机关。     

电监会:开垄断行业独立监管之先河

电力监管问题是电力市场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电监会的成立是电力工业市场的和改革的必然结果是政府管理体 制创新的成果,近年来,以打破垄断,构建政府监管下的电力市场体系为目标的电力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应创建我国垄断企业 现代监管体系。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兼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解释

我国《立法法》预设了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路径。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并未遵循我国《立法法》所预设的路径,而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回避了合宪性审查诉求,同时又在个别案件中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陷入了完全回避与直接审查的两难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权力行使程序缺乏清晰的规定。对此,亟待通过法律解释进行明确和细化,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将无章可循,无法贸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了化解最高人民法院面对的这一困境,有必要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进行解释,推导出该条款在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权时,还隐含着另一项未被释明的权力即预审权,其共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同时,为了使预审权与提请审查权的行使制度化,有必要对其行使程序进行细化,建立起预审-提请审查机制。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

从法律文本和立宪意图分析,全国人大只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弥补全国人大立法不足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首要目标,而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全国人大立法权则是其附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并非平行的目标关系;"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划分,正是这种附带要求的产物。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错位以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混同,根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权力关系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的张力。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Referring Discovery Tasks to Special Masters: Is Rule 53 a Source of Authority and Restriction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federal judges who want to appoint special masters to perform duties related to civil discovery may not look to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or authority to do so.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against which the original rules were written, as well as the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dvisory Committee, Brazil demonstrates that neither Rule 53 nor any other rule was designed to grant federal trial courts power to assign pretrial discovery tasks to special masters. In fact, the evidence the author marshalls shows that the original Advisory Committee explicitly rejected the idea that the Federal Rules should authorize even a limited role for special masters in connection with discovery depositions.
Finding no authority for such appointments in the Federal Rules, the author turns to the judiciary's "inherent power." Drawing principles from the seminal Supreme Court opinion in this area, Brazil infers that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s' inherent authority is a sufficient premise for delegating discovery tasks to special masters. Noting that the reported cases contain no clear guidelines about when or how federal judges should use this authority in making pretrial appointments, Brazil concludes by calling for a new federal rule covering this important subject.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公正审判权的保留问题探析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从提出保留的限制条件、保留是否有效的判断机关以及无效保留的法律后果等三个方面对公约的保留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了不至于违反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在批准公约时,有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公正审判权提出了保留。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在批准公约时,应当对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和得益于较轻刑罚的权利提出保留。     

House of Commons committee holds hearings on AIDS

Community groups, scientists, and organizations representing people with HIV/AIDS testified during three days of public hearings befor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Health. They unanimously called for an increase in the annual funding for the Canadian Strategy on HIV/AIDS from $42.5 million to $85 mil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