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自由的碰撞——论风险社会刑法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风险社会,面对社会风险形成的巨大威胁,人们对安全、秩序的呼声日趋升高。刑法作为至关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为了维护秩序,其制度的功利导向也日渐突显,突破了一些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从而不利于刑法对自由的保障,甚至对自由造成危害。秩序与自由作为刑法应当保证其实现的两大价值缺一不可,面对刑法的变化,只有正确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才能实现秩序与自由价值利益的最大化。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现代刑法的保护理念探析

刑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现代刑法在惩罚的同时,也强调保护。刑罚价值的二元化体现 了刑法价值观上突出刑法保护性的变化;刑法的社会机能更凸现刑法的社会价值意义,即社会保护 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转型期的我国刑法在日益关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共同保障的同 时,应侧重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从刑法的价值与刑事政策角度看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是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体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价值取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刑罚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缓刑制度亟待完善。     

论自由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价值——对自由与秩序价值冲突的思考

法以自由为目的 ,自由与秩序价值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集中表现。自由之于人、之于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体制建构的政策取向。对强调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念给个人和法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担心绝非多余。在强调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定位法的价值对于 2 1世纪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价值思考

刑法对金融安全的保护主要出于功利性的价值选择.刑法在金融安全领域适用过程中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矛盾的尖锐性和协调的困难性.作为和平与安全的外在支撑,刑法的功利价值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要达到实现正义的终极目的,相对温和的刑法公正价值需要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论刑法的谦抑精神--从刑法根据论角度分析

刑法的谦抑精神指以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为内涵的刑法理念.罪与罚本恶,刑法的根据使乏合法化井成为刑法正当之善,但同时也注定其张力之限度.不同学派对刑法根据的论证各有千秋,对刑法谦抑精神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多与谦抑背离,但仍能从相关传统法理念中找到刑法谦抑精神.完善中国刑法的价值理念,破除对刑法的迷信,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可或缺.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美国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分为两部分 ,即关于搜查令的取得和执行之运行机制 ,关于违反运行机制所获证据效力之救济机制。其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 ,必须着手 :1 制定一套严格廓清警察和公民个人权利义务的刑事诉讼法规 ;2 修正强制排除规则 ,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3 建立和完善对不当搜查行为监督和补救的相关制度。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法机能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应积极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该冲突体现为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之问的对立.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当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自由保障机能.     

论刑法价值及其结构

保障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而作为刑法根本价值的保障自由包含着保障其行为没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维护秩序是必然性的刑法附属价值,且不可脱离权利或自由予以把握。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都在刑法正义价值的统摄之下,但刑法的正义价值以保障自由为主、以维护秩序为辅作为自己的应有结构,而此价值结构符合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符合科学发展理念。     

再论刑法理念——对蔡道通教授论文观点的不同意见之商榷

刑法理念作为一种深层潜隐的价值体系,在刑法规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明确区分刑法理念和刑法作为一种法规范的性质之间的界限,结合知名学者的学术观点,从而进一步对刑法理念的构造和实现本土化创造坚实的理论知识条件。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浅谈刑法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对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进一步完善的思考

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的泄露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将个人信息保护写入刑法,既是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对个人信息进行侵犯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也为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如何解释和适用本条款并同时保障刑法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浅析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中国化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源自北美作为刑事司法程序替代程序的恢复性司法,与中国的传统法治观念存在着暗合和分野,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构建刑事损害赔偿调解制度对借鉴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价值之再思考

刑事诉讼价值是诉讼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刑事诉讼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为工具价值 ,即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解决社会冲突 ;二是目的价值 ,即刑事诉讼的秩序属性对社会产生的目的引导效应。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共同服务于刑事诉讼这一冲突处理机制 ,刑事诉讼法并不以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为宗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与刑事诉讼价值是相关范畴 ,一般包括正义、效率、安全、自由等四项内容。     

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论刑事领域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处理某些特殊的侵害行为时 ,忽略罪过的形式和有无 ,而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的着眼点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严格责任在我国刑事法律领域 ,既有现实需要 ,又是客观存在的 ,在刑法总则上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 ,加入“没有罪过或罪过形式不明确 ,但法律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总摄规定 ,在刑法分则或单行刑事法规中将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加以明确 ,使我国刑事领域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和立法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