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不足与缺陷:税收立法权限横向划分不明确,税收授权立法范围过大;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具体对策:依法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收立法权应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授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     

超越我国环境治理的“明希豪森困境”

我国环境治理中的“明希豪森困境”提示,在环境治理中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适当规范.鉴于环境治理制度与实践的现状,应主要从立法基础、司法审查、社会背景等三个方面来构建对政府环境治理权力规范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立法上确立“环境保护优先性”原则是权力规范的前提;营造环境公众参与组织化的社会背景是权力规范的关键;形塑正当性标准的环境司法审查模式是权力规范的保障.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要立法民主还是要立法效率?

民生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失衡现状,从表面看是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的制度设计不足所致,其实质却是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的深刻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指出:“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在现代国家,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起点,也是制度安排和政治治理的前提,而“主权在民”原则和代议制民主体制,则是奠定立法正当性的基石.在我国的政体框架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相对于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无疑更能体现“主权在民”原则,更符合立法的合宪性、民主性、正当性逻辑.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司法权对商事仲裁的干预及其限度

商事仲裁的自治性和其价值功能决定了国家司法权力干预的必要性和限度.国家司法权力的干预因仲裁自身的缺陷和司法权对秩序和公正的价值确立而获得正当性.司法权对仲裁的干预存在着三个阶段、二个层面和三项内容的维度.     

渤海特别法执行权模式探析

执行权模式是立法规定行政权力及其责任的方式,它影响着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积极性和问责程度。与传统授权法模式相比,权力责任法模式更有助于实现积极行政,从而更适合于环境法。以授权法为主的执行权模式难以起到良好督促效果是导致渤海治理相关立法执行不力的根源之一,未来的渤海特别法必须建立权力责任法模式,在管理体制和具体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     

西方国家授权立法监督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授权立法自产生以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防止和避免授权立法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力可能造成的危害,各国在肯定授权立法的同时,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授权立法监督模式。本文在考察西方国家授权立法监督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授权立法监督模式的构想：一是在立法机关中设置专门的机构对授权立法进行监督;二是赋予法院对授权立法（主要是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权。     

德国授权立法之司法模式对我国构建授权立法监督机制的借鉴

授权立法自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开始施行以来,授权立法制度被各国广泛应用.然而授权立法被各国推行之后,对其控制、监督问题始终是各国宪政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我国一贯重视发挥授权立法在实务中的作用,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授权立法监督上仍存在诸多缺陷.而德国这方面的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并且有组织、有系统地将授权立法纳入了宪政制度,其在授权立法发展上取得的成效,对我国完善授权立法监督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专利权权利用尽原则的理论体系

权利用尽原则是立法者在平衡知识产权人特权或专有权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对权利人行使特权的限制,该原则首先由美国司法机关提出,随后得到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援引。我国专利法对此也进行了立法确认。但由于我国对该问题缺乏足够的研讨,迄今为止,对该原则的基点仍认识不清,混淆了产品所有权和发明专利权的区别,以至于原则适用的对象发生了错位,权利用尽时间的认定和专利权人的心理动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误解。为弥补我国专利法这方面的不足,对该原则进行重新研究成为必要,对专利法条文的修改也日益紧迫。     

立法授权原则探析

立法授权应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必要性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授权时必须充分考虑授权立法的存在条件是否具备 ,采取授权立法是否符合社会需要 ,能否降低所规范社会事务的重要程度 ,能否影响有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一致性。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授权时 ,必须明确指明授权目的、理由、内容、范围、时限、审批备案制度等 ,应遵循一事一授的原则 ,避免成批授权或者一揽子授权 ,并应合理正当地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     

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成本的控制模式

自然垄断产业是授权立法的主要适用领域。在现代规制的效率目标下，授权立法必须控制代理成本。授权幅度、程序控制、规制机构的独立性、规则的监督这些单一控制工具对于最小化代理成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结构控制模式才能实现成本控制的功能整合，并解释各国多样化成本控制制度的权变特征。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应利用结构模式，结合国情，优先选择适应性的规制改革路径。     

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

登记是几类重要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其主要功能在于公示动产物权的变动.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也有生效要件主义和对抗要件主义之别,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一种折中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混乱的立场,物权法应当将之统一为对抗要件主义.登记对抗力的本质是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在当事人之间业已完全有效成立,在对第三人的关系上亦非绝对无效,仅该受让物权的当事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主张物权变动的效力而已.对于第三人,应采限制说.我国未来的物权法或者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统一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规则,即统一赋予动产登记以公信力.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探析

我国检察机关一般将立案前的调查活动称为"初查"。初查行为在性质上应当是一种任意侦查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导致初查行为实际上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因而初查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规制初查行为的途径首先是将初查行为纳入刑事诉讼法中,在时机成熟时应当设立与贪污贿赂犯罪特点相适应的单独的初查制度。     

行政立法中责任条款的重构

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行政立法中的责任条款却存在着责任主体的单一性、责任内容的片面性、责任体系的操作性不强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必须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对其进行重构，文中提出了重构的立法建议：改革现行的行政立法制度，发挥人民群众和其他组织在行政立法中的作用，实现法律上的程序公正；明确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凸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完善行政立法中的责任体系、增强其责任条款的可操作性；围绕职权与责任的统一，重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若干问题研究

既然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属于一种“类社会保险制度”或“准社会保险制度”,且采取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独立运营的模式,那么就应允许其盈利,但应通过对保险费率的调节限定盈利的幅度。“无责赔付”原则,显然与责任保险的性质相悖。为使受害第三者能及时、足额等得到赔偿,我国有关立法应赋予受害第三者的直接请求权。     

中国职工持股立法难点问题研究--一个经验、理论和立法的分析

我国未来的职工持股立法应当兼采公司法调整和单行法调整并行的模式,统一规范各类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职工持股,采取"国家、企业帮助为主,职工个人出资为辅"的立法政策解决职工购股资金来源问题;在设置职工股时,职工优先股的设置与否应当由企业自决,应肯定并严格规范预留职工股的设置;职工股权应采用间接行使的原则,应当严格限制职工股的流转,避免职工持股制度的解体和引发社会问题.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的思考

关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上严重滞后的现象,其结果一是将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仅限于城市国有土地,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实践从立法上封闭起来;二是由于立法上的封闭,使得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失去实践的机会,引发大量纠纷的产生。应具体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现行立法规定,理顺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     

论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被检查人的信息保护

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机关收集资料、获取信息的重要的行政行为之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行政机关公开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收集的信息是保障被检查人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公开被检查人信息的行为如违法或不当，就有可能侵害被检查人的权利，给被检查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在相关立法中确立被检查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程序中赋予被检查人程序性权利的同时完善对被检查人信息侵害的行政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