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三个顺应”打造立法特色

淮南市十分注重拥有地方立法权这一最大的政治资源,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前后地方立法的特点和任务,适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地方法规,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在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与市政府＂共同确定立法项目,共同开展立法调研,共同起草法规条文,共同审议修改草案,     

地方立法质量提高的分析和探讨

当前,我国的地方立法质量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在价值取向、科学性、协调性、立法技术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立法观念落后。应树立立法的科学观念:以权利本位为主导价值取向,强化专家在立法中的实质性作用,提高民主化程度。     

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探析

我国现行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存在着条文数量过多、强制程度较高、对权利自由的限制过度以及规范词使用不当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民法根植之市民社会赢弱、立法理念偏颇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只有充分认识个体之于社会、市场之于政府、私法之于公法的优位性,才能切实更新立法理念,科学确定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原则、立法模式、立法人像和立法方法.只有科学配置民法强制性规范,确保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使我国编纂的民法典真正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     

浅议食品安全的立法完善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其中也存在着地方立法滞后、立法系统性不强、法律效力层次低等不足,应从加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立法层次等方面进行完善。     

泰国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及其借鉴意义

泰国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内容涉及故意、过失、错误、责任能力、正当化事由、可以减轻处罚的具体情况等方面,理论基础深厚,归责要素丰富,体系较完整,为正确适用刑罚提供了立法保障,并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借鉴泰国刑法典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加紧建立或完善刑事责任的刑法理论,以丰富刑事责任的归责要素;在刑法典中设专章规定刑事责任,以突出刑事责任的独立地位;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责任具体的归责要素内容和归责体系。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地方立法监督实证研究：体制与程序

地方立法监督是完善地方立法制度,维护和实现地方立法所要实现的民主、科学、法治等多重价值目标的重要制度设置;其中又以立法监督体制设置和程序设计为关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上都存在着较多的漏洞和不合理因素,妨碍了这一制度应有效能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在宪政体制范围内,从整合地方立法监督体系、明晰监督主体权限、提高监督程序的规范化、可操作性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对相关制度予以改革和完善。     

做好地方科学立法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地方立法工作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本文试就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地方立法工作,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到地方立法工作的各个环节谈几点看法。     

北京市科技立法体系简论:现状、不足与完善

北京市现行科技立法体系与其在全国科技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并不适应,存在协调性、统一性不足,引领性法规缺位,科技创新规则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操作性不强,立法理念落后,对科技伦理和生态问题鲜有关注,具体的制度设计欠缺科学性等诸多问题。由此,明确北京市科技立法的基本任务,更新北京市科技立法理念,出台统领性的科技创新法规,完善具体科技法律制度,使得地方科技立法更好地为地方科技发展服务,都将具有现实意义。     

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及其实现之道

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是衡量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标志。“有特色”的地方立法就是在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能充分体现地方的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从而反映地方需求，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当前，地方立法存在着无特色或特色不够鲜明等诸多问题，而要实现地方立法，反映地方特色，必须更新立法理念，将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和程序性结合起来。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主体、模式与规范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具有试验性。作为试验立法,需探讨立法主体、模式和运作规范三个问题。行政程序应该属于中央立法事项,按照“试验立法权逐级下放”原则,应由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有越权之嫌。试验立法的对象是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不是法的表达形式,选择立法模式应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立法效率与评估可能性等因素。据此,“法典模式”虽备受关注,但未必是最妥帖的方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恰当模式应当是“类行为法模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自主、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无序性,将来可在鼓励地方自主自发立法的基础上,围绕立法计划,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有计划地安排和推进,并建立相应的运作规范。     

论地方立法的科学化

地方立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体现地方特色、更加提高立法效益,是衡量地方立法科学化的标准。我国地方立法在科学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地方立法理念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抄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倾向明显;地方立法技术滞后。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地方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地方立法理念,科学编制地方立法规划与计划,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提高地方立法技术,建立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等。     

基于实践的地方艾滋病立法研究

17年来的中国地方艾滋病立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现实的选择是必须在遵循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坚持立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立法依据尽快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防治条例。立法的总思路是转变观念,正视现实,先易后难,逐步建立与完善地方艾滋病立法体系。同时,为了提高立法质量,还必须辅之以组织措施、经费措施、计划措施与技术措施。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和范围,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学术界的解释也难以统一,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立法实践。在造成"高法低定"和"低法高定"的同时,还使基本法律的分布极不平衡,个别重要领域甚至基本法律完全空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亟需厘清基本法律的标准,实现范围扩张,使法律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部更加协调、体例更加科学、调整更加有效。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地方立法的三个关系

作为立法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 ,地方立法有着明确的任务和作用 ,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整个立法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影响 ,需要处理好与这些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 ;同时 ,还要协调好与系统外关联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 ,与之关联最紧密的有三 :中央立法、地方实情和经济全球化 ,处理好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地方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和解决之道

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保护局部利益牺牲法制统一、滥用权力的结果 ;各地方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受经济利益的不当驱动是其产生根源 ,现行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则是重要成因 ;应当从严格行政执法、加强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建立有效的对行政不作为的监督制度和科学的行政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及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等方面克服和防范地方保护主义。     

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基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

实定法所确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尚有缺陷,不能适应各地方因地制宜的治理需求。已有学理研究成果过于"重技术"而"轻理论",缺乏深层次的价值指引,难以回应以上现实困境。公共服务理论为解决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公共服务理论下,国家长久执政的正当性前提在于向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国家行使立法权的目的在于组织公共服务,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同样应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中央立法的定位系制定为提供公共服务所设置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内容的框架性法律和部分直接规范公共服务的组织、运行的细则性法律,地方立法则系制定细则性法律。央地之间细则性立法事项的权限划分应当以"便利服务"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