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公法性--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其中主要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的分离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终将统一于市民社会。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融合在法律上的一种反映,经济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表现出很强的公法性。     

法律解释抑或司法造法？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

先在于政治国家、超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形态、处理争议事件的市民性司法权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后来政治国家权力体系中以国家名义行使的司法权首先是市民性裁判权,然后才是宪政意义上的政治性司法权。无论是市民性司法权还是作为政治性司法权,都具有法律解释、司法造法的属性。禁止司法造法主要是指禁止司法机关像立法机关那样主动立法、抽象立法,并不反对司法机关在具体纠纷处理过程中的被动性、补充性立法。案例指导制度作为规范司法权行使的制度,既是法律解释机制也是司法造法机制。     

传统与变革:英国宪政的成长之路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宪政的国家。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保守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立足于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宪政道路 ,构成了其宪政的主要特征。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奠定宪政成长的基础 ,通过对传统的继承和变革使社会结构日益成熟即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 ,标志其宪政之路基本形成。     

当代中国立法的道德考量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立法难免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在理解道德立法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启发。在论证道德立法的正当性问题上,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性道德领域内的判例,我们将道德纳入立法的表现形式归纳为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社会环境。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道德回归和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时期,立法无法避免要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我们一方面应当谨慎对待立法的道德化,防止立法对私人道德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需要发扬民族传统道德,发挥公共道德对社会价值整合的力量。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也论民法的地位与功能——以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为视角

公、私法划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理念上,而无法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民法也无法单独划定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市民社会空间。民法和宪法不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但宪法是民法的基础,一国宪政的发达是民法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正确定位民法,处理好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民事立法才会更科学。     

对经济法的社会利益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基本问题

西方法哲学是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如要研究一个社会的法律必须首先了解该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一样，研究西方法哲学也必须将法哲学置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之下。西方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纷纭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内容均可放在一个大概念之中，这一概念便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价值观，自由主义“把个人看作是基本的。人比人类社会及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结构更真实，更重要。它将高尚的道德价值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与社会或任何集团联系在一起。     

通向文化之路——从历史法学派到法律人类学

<正>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这样说。 “法律是历史方面找出来的,是渐渐生长的,并不是几个人任意创设的”。萨维尼如是     

国家所有权的异化及其矫正——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前提性思考

历史经验中并不存在廓除制度社会背景影响的,对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私人所有权规则"平等"适用于国家所有权,将有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功能区分,有害于国家保障民生之责的实现.平等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在非经营性视角下,以法律上的公产制度为核心,国家所有权面向满足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实现国有财产利益社会公平分享进行制度建构.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谈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和意义

葛兰西结合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在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进行改造,使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葛兰西认为,随着国家日益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市民社会也担负着为国家获取文化霸权的职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经济和政治之外,还应该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积极争夺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中国市民社会私法的地位与作用——兼论其他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治,即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而非以国家或官僚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和法治,这是由实行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决定的。私法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民法总则是核心。发挥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作用及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私法及其他法律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市民活动牵动法的创造并决定国家政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读昂格尔的《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在《法律分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一书中,昂格尔对自由主义传统法学派所提倡的"合理化法律分析"的特点、根源和弊害作了深刻地剖析和揭露,并提出了"扩大化社会民主"、"激进的多元政治"和"动员性民主"的新型建构方案.其中,昂格尔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他能够对法律分析所使用的前提和假定彻底质疑,能够看到权力等社会结构对知识的建构和被建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客观性.不但如此,其民主方案也因缺乏可行性而无法解决自由主义传统下现代社会的政治困境.所以,他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批判,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超越它.     

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市民社会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是指与君主专制的野蛮社会相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在启蒙时代,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较发达的法治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两分的传统,将它转化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经济基础.现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走向两极: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建制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切割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块,这就形成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国家的三元结构.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从逻辑上来说,市民社会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分类学概念为起点,走向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再从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嬗变为社会结构分析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最终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推进社会进化的实践理性概念.     

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主领域的日益壮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传统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将要经历一次向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这昭示着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一个现代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冲破重重障碍顽强地发育、成长乃至崛起。当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过程。     

人大民主新趋势

社会在转型,人大民主同样在转型,从传统的工具色彩向现代的公民政治迈进,民意和民生的基因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大民主的价值取向,"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继续完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立法。"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指明了立法转向。作为佐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把社会领域立法摆在了突出位置,制定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精神卫生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均进入一类立法项目行列。地方立法也在积极向社会领域立法转向。     

社会法的社会语境:人民社会的政治观念——兼与公法、私法社会语境的比较

社会语境是介于社会需求事实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媒介场景,作为第三法域或是部门法的社会法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语境系统。当代西方国家因社会内部压力对市民社会自由性和自利性的有限改造,促成了"律他、利他"的人民社会初级语境形成,体现出"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的政治观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是对该政治观念的法制反映。"以人为本、谋求社会成员共同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社会语境的政治观念,中国的社会法建设除应具有"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之相同经济、社会功效外,还具有制度自觉的政治功效。人民社会不同层次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法立法目标与任务和其在法律体系中不同的实体地位。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政治法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进行了有关政治生活的立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政治立法远不适应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发展的需要,远远落后于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和经济立法。造成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政治法”的概念和意识,即使法学界和立法机关,也没有把政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认真对待。因而,为了建立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以有效地保障、引导和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治法是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作出充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