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

行政法中公私协力问题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和相当精深的研究。当前公私协力行为在我国大陆行政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然而我国大陆行政法学者的关注却很不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从实现给付行政的国家任务入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公私协力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秉持的行政法理念。公私协力中的行为形式选择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公私协力行为也对传统行政法学构成巨大的挑战,理应获得足够的重视。     

论公私协力的公法基础

公私协力在当今世界的大力推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公私协力获得了一定的"法外基础",然而公私协力公法学基础的探讨对于基于公私对抗理念构建的公法体系而言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论题。公私协力不仅与国家保留理论兼容,与国家社会二元论契合,而且它符合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具有民主正当性和基本人权基础,因此,公私协力的开展具有扎实的宪法基础。与此同时,行政法的合作精神理念、法律保留原则为我国公私协力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行政法基础。     

行政法理论革新呼唤“最佳行政”

传统行政法理论(如依法行政原则、合法性标准)为行政法治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但是,传统行政法理论以规制行政和行政救济为主导之定位限制了行政权最大功效的充分发挥并使之呈现僵化之势。行政革新理论针对此提出因应之策,主要包括公私协力理论、行政过程论及行政法律关系论等。在传统理论动力不足和新兴理论能动关照背景之下,"最佳行政"理论呼之欲出。最佳行政理论是指在行政法上,行政活动能够达到最为恰当、最符合行政目的之状态。最佳行政既是一项指导原则(与依法行政相对应),又是一项具体标准(与合法性相对应)。最佳行政理论是为行政权设置缰绳,既防止其脱法,又给予其发挥自主性的空间。     

论担保行政与担保行政法*--以担保国家理论为视角

行政改革浪潮背后代表着国家理论的巨大变迁，也即现代国家已经从“给付国家”转变为“担保国家”。担保国家理论使得国家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担保者，国家责任从执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国家理论的这种转变引起了传统行政与行政法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新的行政类型和新的行政法，即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随着我国公私合作领域的大力扩展以及行政任务私有化的快速推进，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必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重中之重。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

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协力和行政相对人的协力。前者称为行政协助,后者则称为当事人的协力义务。行政协助虽然是行政职权实施过程中的一种临时配置方式,但无疑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在实施有关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行政行为。现代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相对人的参与,参与行政程序既是现代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权利,又是其协助行政行为的义务——即行政程序中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惟有从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上来理解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行为,才能既有利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实施,又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协助和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有些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之中的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竞合

具体行政行为的竞合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对此,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然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竞合,目前我国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种现象究竟是一种正当的还是一种不当的行政法现象理论界也没有给予回答。基于此,对具体行政行为竞合涵义、类型进行分析并对引伸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竞合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一种新型的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达到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行政法的治理逻辑

与国家管理模式相契合的行政法,因过分夸大公私益紧张关系,过分强调行政优益性,过分聚焦行政行为,过分重视命令-服从,导致行政法逻辑的扭曲和行政法制化正当性的削弱。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确立一种因认同而遵从的行政法治理逻辑。为此,第一要反思行政法的治理机理,通过维护公共理性来助成解决私人选择失灵问题,从收用行政、给付行政、秩序行政和合作行政四个方面统筹重塑公私交融的行政法利益基础。第二在"还原"行政法行动场域的基础上,依靠针对性的机制设计来塑造行政法主体角色。第三将认知和建构行政法的视角从行政行为拓展至交涉性行政关系,遵循比例原则,设定一个行政支配性/公民自主性组合关系的谱系。第四建构一套行政法商谈框架,运用360°商谈模式寻求行政法效力的普遍认同。本文认为,与此种治理逻辑相契合的行政法呈现为非对称性平衡,它集中体现为行政与公民双方在权能上的势均力敌。     

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探析——基于公私合作视角

公私合作背景下,为了完成行政任务,行政机关被赋予行政形式选择自由,行政手段和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具有一定法理基础,也有一定法律界限。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对促使行政法变革和新行政法诞生有着重要的行政法意义。     

论行政强制权之归属

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与行政法的立法实践起步较晚,行政法学界对强制执行力度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因至今立法机关尚未制定颁布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实践中的执行行为缺乏统一规范的程序,与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建立高效、勤政、廉洁的政府的目标极不相适应,所以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及其他相关问题.     

论街道办事处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缺乏相应的行政权力,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然而由于其在社会工作和行政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街道办事处是不是还该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就成为行政机构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如何确定其法律地位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街道办事处都是不可能废除的,只能强化,最好能成为一级人民政府,从而加强基层行政管理能力。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构建公立高等学校二元行政法律地位

从公立高等学校的发展历程及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人手,通过比较国外高等学校行政法地位的理论实践,提出行政权是确定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法上地位的动态标准.并进一步从公立高等学校作为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两个纬度进行分析,厘清公立高等学校在行政法的具体司法实践中的二元地位.     

论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

行政成文法是现代行政法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格局和法治理念的变化,行政成文法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状态已岌岌可危.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对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其存在诸多先天的不足,这些不足正是导致行政成文法危机的诱因.行政成文法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从国家权力全球化倾向、利益组合多元化倾向等角度可得到佐证.为了应对行政成文法主义危机的客观现实,我国行政法治的走向应有新的进路,包括行政法理念符合时代精神、行政法治大系统相对开放、行政法体系予以分解、行政法渊源多元化.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的确定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国外已有的制度模式进行考察并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原告资格问题规定的基础上,指出构建包括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公民在内三元制模式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制度选择。     

行政法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思想对行政法的价值体系造成破坏,主要表现在新公共管理与行政法存在着冲突、行政法出现了非法律化趋势、行政法“分化”现象严重等三个方面,这些都造成了行政法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反思我国行政法学,需要对行政法功能与定位进行调整,充实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同时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也要转变。行政法有必要与行政学再度结合,更加重视行政实务上的问题。     

行政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行政行为概念的明晰,不仅是构筑科学的行政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而且更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的研究旨趣也正在于此。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行政法原则的实现初探

行政法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在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却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致使行政法原则的理论停滞不前,行政法原则的实践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基于此,探讨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不仅必要而且是实现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从行政法原则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行政法原则的实现作了系统探讨,包括行政法原则实现的内涵、行政法原则未实现状态分析、行政法原则实现与行政法治的新进路等。     

关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内涵及适用之商榷

在行政诉讼的管辖中,行政拘留是否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管辖规定,国内许多著名专家与学者对此持肯定观点,司法实践也基本如此。然而,通过透视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法学理论基础及现实的法律依据,不难发现,二者其实互不包容,即行政拘留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之范畴,单一的行政拘留案件只能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关于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