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中国责任论”有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对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责任论”可谓是一个新的考验。对于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仍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责任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应适当承担国际责任,既不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而受孤立,又不因过分承担责任而累垮自己。责任与利益密切相关,维护好责任利益,需要战略筹划。     

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保护的责任"被写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标志着这一规范的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其付诸实施的支持。由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被制度化后,在其履行的阶段遭遇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争论,因此本文认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制度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履行也是国际规范扩散的必要步骤,它与制度化是一个连续谱系,两者共同推动这项规范的扩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保护的责任"规范演进的三个阶段,而且在强烈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扮演着建构和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建设性角色。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战略实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塑造的相互对接,这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倡议是中国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核心对外发展倡议之一.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拥有世界最大海域面积的大国,是“海丝”倡议的对象国与建设国,中国欢迎澳参与“海丝”倡议建设.为促进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澳提出并积极推进“北部大开发”和“国家基建计划”.因此,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有了历史机遇和战略条件.中澳在政治、经贸、金融及民间往来等领域合作的拓展与深化,使澳与“海丝”倡议对接具有现实基础并进入实际操作.但是,澳中发展战略的对接面临若干问题和挑战,中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应对中澳关系的起伏,以吸引澳为“海丝”倡议贡献正能量.随着“海丝”倡议相关政策的落地及中国实力的增强,澳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必将逐渐推进、深化.     

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2016年中国外交

2016年,中国大国外交攻坚开拓,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全面快速提升,为全球经济引航指路,并为全球治理开出新方案.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联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美俄战略关系格局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对接,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开辟了中国大国外交新境界.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

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到十九大的这五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理念倡议,搭建了一整套组织机制架构,丰富完善了对外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攻克领土主权争端难题,创新元首外交等形式,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布局,呈现出大国风格和大国气派,并因此产生三大历史性成就,为中国从地区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中国崛起的时空特殊性决定了一些结构性难题不可能轻易化解,一些新生的问题还在不断衍生.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设定了更高目标任务,有待中国国际战略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中国责任论"析论

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派生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难以获得足够且有力的追随者,“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对华主流态度,其主要宗旨在于从外部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影响。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责任论”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

近两年,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聚焦大国目标并塑造印度的南亚主导地位,外交战略范围广阔,强调“软实力”的作用,以及注重自我发展与外部环境并举.莫迪的大国战略理念深受印度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理念.大国战略的实施与莫迪的执政基础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并融入了莫迪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大国战略的影响下,中印两国经济合作空间加大,公共外交形式拓宽,地缘政治碰撞凸显,印度制衡中国筹码加重.     

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评《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

《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通过共同利益的界定和寻求来管理"中美关系",认为美国应执行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一贯性政策,加强中美共同利益,建设性地应对和处理双方相互猜疑及存在差异的领域。报告表明,美国尽管不愿亲口承认中国崛起,但其基本判断却是以中国已经崛起并将继续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威胁论"已悄然为"中国责任论"所取代。而寻求和扩大与美共同利益也正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中美共同利益范围广泛,同时也存在不同利益乃至纷争、冲突。不过,双边冲突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妨碍共同利益的寻求。本文建议,应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而非缩小分歧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点和中国对美战略的一个指导性原则。     

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

本文概述中国东亚战略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战略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坚持共同利益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适时推进地区制度建设、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本文强调,中国应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也要同时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推行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下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成为东亚秩序的积极塑造者.     

国际海运减排博弈及中国面临的“碳陷阱”

国际海运减排是环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梳理国际海运减排规制构建进程、分析国际海运减排博弈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海运减排履约陷阱”、“既有大国的低碳制度陷阱”与“追随战略的碳交易陷阱”等共同组成的复合式海运减排“碳陷阱”.国际海运气候博弈将持续展开,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之间保持平衡.     

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

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领域,关于国家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迟至20世纪50和60年代才明确出现.直至当今,特别由若干杰出著作构建和标志,国家大战略理论研究经历了主要产生四方面重要学理成就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的有关理论研究尚处于很不充分的状态,同时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存在一些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忽略和肤浅.为了针对现存的不足和缺陷从事补充、深化和升华,需要形成一个基本框架或纲要,在其中尽可能较全面并有创新地界定和提示大战略的15项基本问题或机理,它们分别存在于大战略目的、大战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大战略决策机制和体制、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艺术及领导素质这六个方面.在特别根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大战略思维方式和大战略艺术本性问题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值得予以深入讨论.     

攻防理论浅析

攻防理论 (Offense -DefenseTheory)是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理论。它主要从军事能力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中的战争行为 ,相对于沃尔兹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权力的分布来解释战争行为而言 ,它似乎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而且 ,该理论还试图通过对进攻与防御的区分来解释国家间的合作行为 ,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本文主要对这一理论的内容进行介绍和阐释 ,并对其进行初步的评价 ,以期引起国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     

以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化理论解读国际体系转型

参照沃勒斯坦三种优势的观点,霸权国家优势的全面转移和重新聚集可被视为国际体系转型的经济标志,也可能是今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标尺之一.目前美国仍然是处于中心区的唯一超级大国,三种优势总体上继续存在,但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霸权国家当前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多国融合体,中心与半边缘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工已经高度结构化.与过去经济与地域分割的时代不同,今后不太可能再让一个国家独享所有的优势,全球化理论对冷战后、特别是"9·11"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具有较典型的解释意义,因为全球性形成的挑战、危机和危险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的安全威胁与地缘竞争战略的重要性.     

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

随着经济全球化朱空入发展 ,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研究论坛上的一种普通流派 ,发展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 ,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目前 ,当人们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行评判时 ,新自由主义自然成为重点分析的对象。近来 ,本刊陆续发表了有关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文章 ,引起不少讨论和争鸣。为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特出本专辑 ,邀请专家笔谈 ,各抒己见。     

Public Information and Field Theory

The unsolved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media affect political agendas is tackled with an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 a survey among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in Belgium.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is new approach can complement existing knowledge and yield new insights. Results largely support the contention that media matter for politics;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state that the media are important agenda setters, even compared to more established political 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Though not all issues are equally conducive to media agenda-setting, media always seem to matter to some extent. Some politicians more than others evaluate the media's agenda impact to be high. The actual parliamentary action of some MPs is affected more by prior mass media coverage than others. I account for these differences and show that it is mainly their political role (government or opposition), the negativity of their evaluation of media power,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tics that determine politicians'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regarding political agenda-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