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后的马美、马中关系探析

2009年美国"重返亚洲"后,马美两国政治关系有所加强;中马两国政治关系非常密切,合作不断扩大,相互投资和互认学位等问题得到解决,金融合作走在东盟国家前列。马美关系发展对中马关系发展暂时影响不大,中马关系发展乐观,但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应给予关注并及早制定对策。     

京派小说的人性关怀

人性是京派建筑文学理想大厦的核心,京派文人厌恶都市文明,赞美乡村世界,他们通过＂爱＂与＂美＂来构筑美好的人性。京派的女作家凌叔华、林徽因从自己的女性体验视角肯定了女性的情感,积极呼吁女性的人性自由和精神解放。     

从农民工返乡创业视角谈中西部城乡一体化建设

近年来,中西部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适逢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的双重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中西部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各级政府要在农民工创业指导、培训、环境以及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科学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中西部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论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探索和追求,找到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但目前这条道路还不成熟,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直接起诉权研究——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92条的考察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认为属于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是否可以直接起诉?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法理基础上对此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尽管,理论研究不意味着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但是,有价值的研究必然会影响到今后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建垂范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头50年中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曲折成长是因党内深受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影响,党外又遭到帝国专制政府的残酷迫害。然而德国党因有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懈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坚持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艰苦卓绝奋斗,终能在制定科学纲领和民主制章程、健全党的组织、进行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主办党的报刊和党校、纠正党内"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等方面,为当时各国党树立典范。党最后因修正主义侵蚀和沙文主义笼罩而在政治上破产。德国党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建垂范作用要充分肯定。     

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内容和机能

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不成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之所以遭致批判,主要是因为在其内容的理解上存在问题。因为必要说一方面将"利用意思"作为其内容之一,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利用意思"的本来涵义。由于"利用意思"要素的存在,使得"非法占有目的"在取得罪与毁弃罪、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区分问题上出现了逻辑悖论。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限定为永久性地占有他人财物的"排除意思"具有妥当性,辅以"建立占有"的存在与否,"非法占有目的"不仅可以在区分盗窃罪与盗用行为、取得罪和毁弃罪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还能在权利行使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     

大学生公益服务的困境及出路——论大学生社会化公益组织

当前大学生公益服务存在人员延续性差、资源获取不足、行政化严重等不足与缺点。在微公益、民间公益、青年公益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大学生公益服务的社会化、组织化成为其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这类大学生社会化公益组织具有柔性的组织形式、资源的整合性等特点,具有促进大学生服务性学习,提升校地合作层次及有利于公益价值彰显等价值。     

我国社会治安隐患及其防范对策——以“零容忍警务”为基点

美国"零容忍警务"的核心,集中表现在警务活动中,对一切不法行为和不良现象的否定态度与警务倾向。"零容忍警务"最大的借鉴价值在于以规范化为标准,提高人民警察的诚信警务水平,以及对违法犯罪及其不良社会行为的社会控制能力,教育引导社会大众主动消除不文明行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崇尚社会公德、遵纪守法等社会治安积极性,凝聚社会力量,筑建打、防、控违法犯罪的铜墙铁壁,有效避免养痈遗患,从源头上减少社会治安隐患。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economy’

Using Foucault's notion of governmenta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in India sought to effect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population, and discipline. Draw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from the 'critical accounting literature' to bear on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colonial India,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colonial governance, in particular the modalities of measurement, accounting, and classification, enable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conomy'. Such statistical data generated as part of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pened up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ionalist accounting of the exploitation of India by the colonial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