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城市权利的法理意蕴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建设改造自己和自己城市的自由是最宝贵的权利,也是迄今为止被我们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公民与市民之间关于利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断裂。城市权利的话语构造了城市理论以及人的尊严理论的关联耦合。法治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及主战场是且只能是城市。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论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政治伦理内涵

家风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抓手和重要着力点。领导干部家风事关党的作风,也深刻影响着政风和民风。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的战略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家风促作风、以家风涵养官德、培养领导干部道德自律精神、发挥领导干部榜样示范效应、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的政治自觉和伦理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蕴。     

“健康中国”的多维内涵及其实践意蕴

十九大报告明确“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对促进人民健康福祉的提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健康中国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对这一战略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还需要把健康中国建设全面融入国家建设和发展各领域各方面。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试析王夫之秦汉史论中的伦理价值倾向

学术界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其博大的史论作断代研究的较少。本文试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秦汉制度的伦理性评判及其对秦汉人物的个体道德性评论,洞悉其体恤民情、重视人性、珍视生命、倡导明达、反对权谋、主张诚信的伦理价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