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论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政治伦理内涵

家风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抓手和重要着力点。领导干部家风事关党的作风,也深刻影响着政风和民风。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的战略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家风促作风、以家风涵养官德、培养领导干部道德自律精神、发挥领导干部榜样示范效应、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的政治自觉和伦理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蕴。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试析王夫之秦汉史论中的伦理价值倾向

学术界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较多,而对其博大的史论作断代研究的较少。本文试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秦汉制度的伦理性评判及其对秦汉人物的个体道德性评论,洞悉其体恤民情、重视人性、珍视生命、倡导明达、反对权谋、主张诚信的伦理价值倾向。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与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将在京举行

记者刘如东报道:据悉,北京东方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美国圣克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上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杜等几家国内外著名学术机构,将于2006年10月20 -21日在北京红栌山庄共同举办“竞争力与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继去年“国际经济伦理和东方智慧”国际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活动,也是该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研讨会。企业商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履行作为企业公     

文艺的德性：审美与伦理的耦合

文艺有着深刻的伦理学内涵,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道德意义就在于它是人性的敞亮与主体性的高扬。缺乏伦理学的视野,就无法全面把握文艺的本真特质。文艺作品不同于道德教科书,文艺所传达的不应是抽象的直白的信条,而应该是活的生活———经过作家审美创造的生活。但文艺毕竟不是超人类的存在,文艺展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提供测试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的光谱,文艺家的主观命意、文艺作品的客观意蕴以及受众的解读与再创造,本身就是一定价值的自觉选择和自然涵纳。伦理道德在文艺作品中必须是符合审美要求的存在,明晰的个性化(典型化)与生动的感性化,是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实现机制。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