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石

公共精神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体现民主、平等、自由、参与、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公共精神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与基石,公民社会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公民社会建设应以法治为基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起点,以公民参与为手段。     

社会公平的弥散性与公民精神的融合性——读《公共行政的精神》的认识和思考

《公共行政的精神》从公共性出发重构了行政的价值;分析了社会公平问题;并从公民精神和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治理路径。文章从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的本质和关系角度入手对以上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该书隐含着以下结论:一、公民精神具有将作为理念的公共与作为能力的公共联结起来的融合性;二、社会公平价值本身具有时间、空间和价值维度上的弥散性。三、具有自律性的公民精神和具有他律性的社会公平价值相互补充并一道规范着公共行政活动。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论公民资格的构成

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包括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共精神五个方面。平等公民身份维持着国家的公共认同,公民权利是公民在市场、社会和政治领域得到平等对待和个体发展的基础,政治权利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确保权利发展的基础,社会权利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公共精神以公民责任为核心。这五个方面通过公民参与为国家的制度建构和政治认同提供连续性支持。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精神培育研究

公共精神缺失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危机。以理性、公共参与为价值所在的公共精神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拓展了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为公共精神培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产生于私人生活实践之中,只有在不断的公共参与、公共实践中才能养成,因此,公共精神培育必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创造公共生活空间。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公民社会成长:意义、问题与路径

区域公民社会成长有利于实现区域公共治理价值区域化、促进区域公共治理方式变革、推进区域公共治理资源的整合。当前区域公民社会成长中存在着组织跨地域融合不够、运行机制自主性不够、公共治理功能欠缺等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的身份认同体系、权能规范体系、自治发展体系、功能拓展体系,以促进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治理功能的完善。     

论公共性的特质——兼论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

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属性。公共领域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公共性在不同层次的公共领域呈现出不同的意蕴和意象。公共性的特质是公共精神,它凝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神髓。它发端于自由开放的公共论坛,聚焦于会合私利的公共利益,彰显于大众喉舌的公共传媒,期许于责任自觉的公共权威。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性,公共性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及公共知识分子等不同人格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公共品格。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美国监狱的行政隔离

监狱的行政隔离措施 ,一方面具有预防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护性作用。因而 ,行政隔离的囚犯可分为二类 ,对于捣乱性囚犯 ,发挥预防性作用 ;对于受威胁的囚犯 ,则发挥保护性作用。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后期的囚犯权利运动影响了矫正系统管理捣乱性囚犯的方式 ,实践证明 ,行政隔离是处遇那些需要高度警戒囚犯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措施 ,不论他们对其他囚犯有威胁 ,还是自己处于其他囚犯的威胁之下。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县域经济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呢?笔者认为,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和结构,在战略层面上有以下着力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资源导向。 把县域所拥有的禀赋资源作为突破口,是发展县域经济常见的着力点。每一县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特殊资源,如特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或其它传统资源,这些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经过市场配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资源     

贵州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惠及47.7万户、204.3万生态移民之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文章针对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便实现生态移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良好的双赢。从而促进生态贵州建设,保障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办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教育主权、外方合作准则的资质和水平、收费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等。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语言中的词与言语中的词

语言中的词是指孤立存在的词,言语中的词是指进入了语境得以运用的词。语言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义性,而言语中的词其词义一般是单一的。语言中的词其词义具有抽象性,言语中的词其词义则具有特指性。语言中的词的词义较为稳定,而言语中的词却可以临时具有某种意义。     

批判中的法学与法学中的批判

法学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法律现实的理论认识活动 ,不如说是一个对法律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批判法学彰显了法律认识过程中的审视意味 ,让人们意识到没有批判的法学是封闭和僵死的体系 ,法学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新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 ,一味的批判与普遍的否定也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复活。因此 ,对批判方法的法学应用需持谨慎而又必须予以正视的态度。     

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治党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旗帜,继续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学习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国跨区域网络犯罪中管辖监督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的深入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已然成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虚拟性、跨区域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犯罪中地域的限制,使管辖成为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首要解决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往往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因管辖不明所带来的繁琐的行政化程序性问题。公安机关往往掌握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主动权,而随着程序的推进,检察院、法院则略显被动。当前检察机关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监督存在比较大的缺位,对此,关于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不仅要从管辖制度本身进行针对性完善,更要从监督层面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