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不可译性研究的可能性分析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使得可译性限度和不可译性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本文试图打破传统的以语言学理论来解决语言学问题的思路,借鉴系统论和控制论领域中的灰色系统理论,论证以该理论为依托来处理不可译性的可能性.     

英汉口译中的隐喻翻译研究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桥梁,口译则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但口译中的文化障碍是影响口译活动流利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口译中的隐喻翻译。在口译的源语与译入语中,译者必须理解这两种语言的隐喻文化性,正确的传递和理解这两种语言的隐喻文化内涵。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解读与其对应的文化障碍,探究英汉口译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论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可译度

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受着语言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翻译是一种有限度的活动,不可译现象是翻译活动本身无法突破的,可译度受着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翻译的限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可译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     

雅各布森翻译理论概述与评论——兼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

雅各布森所著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基础。本文就该文的主要内容加以摘要,转述和评论。即语言共性论、语言符号的问题、语言的强制性规范、翻译分类、翻译对等及诗歌的不可译性。     

从语言表征危机到文化表征危机——兼论后殖民翻译表征观

语言表征危机认为现实是语言建构的,没有客观现实可供语言来再现,属于语言学转向的范畴;而文化表征危机不否认现实的客观性,只是在权力的操纵下文化已失去客观再现现实的能力,属于文化转向的范畴.后殖民译论是语言表征危机论的产物,认为翻译不可能;它同时又是文化表征危机论的产物,主张对边缘文化群体进行反表征,纠正被西方扭曲的形象,因而翻译是可能的.两种危机论的转换造成后殖民译论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纠正后殖民表征危机的途径在于摆脱对权力的恶意操纵,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以他者为上的心态,努力做到近真.     

论译者的主体性和制约因素

所谓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在形式上是不同语言字符的转换，在内容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各种表达方式都是其所属的系统中的符号。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东·波波维奇认为“翻译活动乃是符号的操作”。也就是说，翻译是把一种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种系统。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英汉语言转换中的文化传递

任何语言都不能不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 ,在把一种语言转译为另一种语言时 ,必定要传递原语文化信息 ,这就必须考虑语言间的文化差异 ,译者要努力使读者在易于接受原语表层意义的同时 ,准确理解原语的文化内涵。     

从认知视角看不可译现象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决定了不同语言之间总体上是可译的;而语言的美学功能和文化功能又分别与绝对不可译和相对不可译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利用语言主要是利用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语言的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是伴随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得以实现的,因而是局部的。因此,绝大多数语篇总体上是可译的,但同时也是存在着局部的不可译性。因此,不可译翻译不仅要译出原文的形象、喻义,还要译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文学翻译中的文本阐释和译者主体性

文学翻译因其涉及的文本特点,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个再创造者无疑就是译者,他是文学文本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实现者。在这一转换中,他的主体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的发挥直接影响到译品的质量。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翻译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翻译研究亦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然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译学研究范式都遗忘了生活世界,背离了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和翻译活动的真正目的与意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所选择的作为语言学基础的理论割离了语言与人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必须诉诸理论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符合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它为理论指导将能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     

德里达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解构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创造了"解构主义"这个术语。他以"延异"和"踪迹"为切入点对传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解构,重新阐释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翻译对等、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可译性等核心问题,对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翻译应尽量达到"一个词对一个词"的等量,原作与译作呈互补共生的"契约"关系,而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又受制于词的"经济法则",这些深邃的思想对我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探究

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文学翻译是一项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即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有着极为重的影响。本文在从翻译对象选取、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等宏观层面探讨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影响的基础上，以个别文本翻译为例简阐释社会文化对翻译策略、词汇使用等微观方面的具体操纵表现。     

翻译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的翻译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过程,以及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过程,这种适应和选择涉及语言、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在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时,为传达这些词特有的文化内涵,译者至少需要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进行适应、选择与转换,才能产生恰当的译文。     

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观的译学启示

解构主义在打破形而上学意义观的同时也带给翻译研究无尽的迷惘。意义的消解使翻译面临本体缺失的危险。如何重构意义？如何实现翻译本体论上的回归？这成为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的哲学意义观为立足点探讨翻译中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归纳出一条把握相对意义的线索：把语言投入实际交际—在游戏规则规约性与可驾驭性的张力间定位意义—用实践检验意义。文章试图从维特根斯坦重实用、重交际的语言观出发来探讨翻译中意义的重构。     

语际交流中的可译性——基于概念图式说的研究

语际交流中的可译性是学术界不断探讨的话题,以概念图式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该话题可以带来新的启示。依据概念图式来审视翻译中的可译性,不难看到,不同民族的语言、思维方式既有相当程度的共同性,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特殊性。两种属性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的悖论。然而翻译实践已经昭示我们,可译和不可译并非截然对立,相反是可以在对立中统一的。正是可译与不可译的对立统一,使得翻译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成为人类语际间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     

文化视角下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思考

随着语言教学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语言教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专家、学者和教师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利用语言和文化知识进行教学对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辩证分析,得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也是沟通的桥梁,语言是文化中的一种表现,文化对语言的表达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文化教学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     

浅系英语教学中的翻译原则选取与跨文化翻译中的参数调整

翻译是一种积极的再造过程,一般认为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译品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质,同时翻译原则的选取也会影响译品的质量。本文依据汉英互译功能对等原则,指出异质文化各有特点,文化间的对等应具有一定的参数,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伴有参数调整。     

让翻译事业更好地为跨文化交流服务

翻译工作作为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今年8月初，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将在上海召开。全球翻译界、文化传播界的精英将齐聚上海，参加这一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国际翻译界的盛会。     

中外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语言的运用

了解、掌握中外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语言的运用十分重要。中外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听说、词汇、阅读及翻译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外语教育中应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了解中外文化内涵,理解跨文化因素,进行跨文化对比与实践     

由“不可译”现象带来的翻译教学思考

不 可译 现象 在 翻译 界一 直 是一 个值 得 争议 的问 题 ,在 我国 翻译 教 学 中 往往 忽 视 了 不可 译 现 象 的存 在 。本文 试 图从 翻译 理 论和 实践 的 角度 ,通 过对“ 不可 译 ”现象 的分 析 来引 发对 翻 译教 学的 思 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