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行政的形式和构成解析

违法行政并不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通用的概念,对其理解多有歧义。本文从违法行政行为的形式和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定位和描述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先阐释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作为违法和不为违法的区分标准,再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比较。以期有利于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认识、预防和惩戒。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

与传统的异体、外在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相比．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是一种自体监督、自我纠错．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正效应。违法行政行为自纠的对象应当涵盖全部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即不仅仅针对违法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且对于不正确的行政行为、不合目的的行政行为也同样适用;行政自纠的主体不排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和复议机关．但重点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自纠的方式包括撤销、治愈、转换、确认违法;在构建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自纠制度过程中,应当关注违法行政行为的行为类型、瑕疵性质、时空要素和启动方式等。     

略论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

本文对行政违法的含义作了分析和界定 ,认为 :行政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 ,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违法的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和衔接关系分析

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是两种比较普遍且联系密切的违法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正确识别之必要。它们的相异主要表现在：违法主体、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客观表现和主观要求、所违反的法律规范、应受的惩罚方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而处理好二者间的衔接关系。在行政违法主体与行政犯罪主体上应保持对应关系,将作为行政主体的组织体纳入行政犯罪主体范围;在二者的危害性和情节轻重上把握好“度”,做到较轻的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与行政违法相称、严重危害正常行政管理的行为则纳入行政犯罪范畴;对行政违法形式和行政犯罪类型（或罪名）法律设定应相对称,故刑法应增设相应的新罪名;在二者的责任及制裁方法上也应做到相互衔接,不得以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代替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违法行政的治理对策——治“外”篇

文章从行政执法的外部环境探讨了违法行政的治理对策,提出了四个“治”外策略:1、提高行政相对人法律素质,加强制约违法行政;2、完善违法行政责任体系,加大违法行政责任的追究力度;3、完善监督机制与落实监督;4、加强立法,完善行政法律体系。     

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论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

行政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存在不同之处,其危害不易为人们认识,且具有隐蔽性。行政违法背离了正当程序的价值取向,损害了程序正义精神,因此需要通过法律责任机制,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依程序行政,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公信力,建设法治政府。     

浅议行政程序违法监督机制

行政程序违法的监督机制是我国新型行政管理的手段之一,对促进行政主体严格依法行政起到积极作用.本文指出了解行政程序违法的现状,分析其成因,提出并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监督机制,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于行政垄断概念的反思

学者们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行政垄断的主体的概括不够准确,或过于狭窄或过于宽泛;二是或未能反映出行政垄断的违法本质或将滥用行政权力与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混为一谈。行政垄断的主体是且只能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包括行政机关和依法律、法规授权而行使特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根据行政法学理论,可将之既简明又完整地表述为行政主体。行政垄断不仅仅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更是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行政垄断的概念可界定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行政救济

有权利就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对权利的救济不仅应包括实体权利,还应包括程序权利。本文在界定行政程序违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救济范围、救济方式等作简要的探讨。     

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

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之争,《行政强制法》作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创新执行手段随之成为破解行政强制执行难的务实路径。作为一种间接强制手段,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在我国价格监管、环境监管及计划生育等多个具体行政领域得到适用。行政任务多样性与执行手段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间接强制优于直接强制理念的落实,以及信息社会确保行政法义务履行的实效性,为违法事实公布成为间接强制执行的新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及程序设置三个方面实现对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

民法典时代的行政法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民法典直接为行政机关新设了职权行使的依据、划定了职权行使的边界,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提供了新的准据,从而拓展了依法行政之法的属性。作为民事权利行政保护的规范依据,民法典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权利消极性保护、积极性保护和创造性保护的三层义务结构要求,有助于实现权利自救与他救、私法保护请求权与公法保护请求权的有机统一。作为行政法法典化的参照系,法律概念的清晰界定和科学分类、篇章结构的逻辑严密是民法典抽象化、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表征。回归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法释义学,是民法典时代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关于乡村医生非法行医刑事案件移送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就一起乡村医生非法行医案件移送进行分析和思考,就此类案件在移送中出现的问题做一些探讨和研究,以期减少行政争议,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我国对非法行医分别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做出规定,二者概念及内涵的本质区别是行政违法与犯罪。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应从主体和客观方面予以准确界分。为了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应完善案件移送与接受机制,规范案件移送中的证据转化,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量化了非法行医中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有利于司法实践,但仍有不足之处。     

浙江省江山市2005—2008年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为对非法行医现象和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分析,从而为做好非法行医查处工作提出建议。我单位通过对江山市2005-2008年共86起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案例,从案由、违法主体类别、处罚情况等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86例行政处罚中,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据点,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最多,其次是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主体类别以个体为主;罚款平均为每件次2994元,处罚额度过低。打击非法行医任务重、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部门联动,加快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强化培训,实行责任追究,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打击非法行医。     

一起医疗执业卫生行政诉讼案例分析

通过对一起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执业活动的行为实施卫生行政处罚并因此引起行政诉讼案例的分析,探讨卫生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适用,违法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合法性,值得借鉴。     

论违法行为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保护——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引发的思考

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中,公开违法变更民族身份行为的相关信息自不待言,但公开31名造假考生的名单则必将侵犯考生的隐私权。尽管违法行为的信息是"公共信息",但个人对其中的个人信息依然享有隐私权。在公开违法行为信息的同时也应保护个人隐私。通过区分处理,将其中涉及的足以识别个人身份的个人信息加以隐匿、删除,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公开违法行为的信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可以顺应国际潮流,保护个人隐私。     

卫生监督中违法行为数事形态与处断实证研究(上)

在卫生监督中,对违法行为的连续与继续、牵连与吸收等行为形态的认定与处断,既欠缺明文规则,也未形成可有效指导实务的通说,类似违法行为处断各异给卫生行政处罚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本文以卫生监督中该类典型违法行为形态为例,对其事数认定和处断进行实证分析.     

大兴区借助行刑衔接机制治理非法行医情况分析简

目的：了解大兴区非法行医治理现状,为制定整治对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1-2012年大兴区非法行医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2年间共取缔427户次,立案处罚151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12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93起,与行刑衔接开展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05）,综合治理使得非法行医初步得到遏制。结论：借助行刑衔接机制,初步解决了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调查取证难、行政处罚与执行难等一系列制约卫生行政执法的难题。应将行政处罚作为目前治理非法行医的有效手段,以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和案件移送的成功率为切入点,及时将那些明知故犯、无视病人生命与健康权而再次非法行医者绳之以法。     

论行政违法行为的特征性要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行政处罚作为内生于政府规制的保障手段,在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过程中,其适用范围在理论上有限度但在实践中可能是模糊的。通过建立和推演行政处罚的博弈模型可以导出,行政违法行为应当具有不正当的可期待利益这一特征性要素。以此要素为标准,执法者可以明确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外延并就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该外延作出判断,进而实现行政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