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轻罪刑事政策——以我国轻罪制度为分析路径

轻罪制度是指刑事法上关于轻罪规定的设置及其运行的状况,它体现在一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罚执行活动中。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结构性缺陷和体系化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轻罪重拘押、重起诉、重处罚,存在重法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忽略酌定从宽情节适用的明显不足;我国刑罚执行活动中对轻罪存在重惩治轻矫正、重监禁轻开放的明显不足。我们要在轻罪刑事政策价值目标指引下,正确面对我国轻罪制度的主要问题,围绕我国轻罪制度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执行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少教民族地区的犯罪控制具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殊性和难度,这就要求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注意研究该刑事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适用的特殊问题,处理好国家统一的刑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对轻罪、重罪的不同犯罪,结合少数民族犯罪的特点和少数民族犯罪人的个别情况,做出同时具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不同处遇措施.     

“去标签化”背景下附条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前科制度的存在及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得犯罪记录所带来的标签化效应伴随犯罪人终生,“社会排斥”功能如影随形,出现“犯罪标签泛化”“轻罪不轻”现象,与惩戒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相悖。建议从适用范围、行使方式、适用条件等方面探索建立轻罪微罪的附条件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去标签化”降低轻微犯罪刑事处罚的溢出效应。     

"轻轻重重"的趋势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取向

刑事政策作为一种运用综合性手段控制犯罪的措施自产生之后就受到各国的关注,自20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代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趋势--即对轻罪实行更轻缓的处理,对重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本文在借鉴美国刑事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反思我国以往一味重刑打击主义的不足,提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该轻重结合,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路.     

从英国警察警告制度看我国警察轻罪处分权之构建

英国的警告制度是指警察不通过诉讼而对某些轻微犯罪中的犯罪人进行处罚。它是一种实体处分权,是对刑事诉讼的一种分流。确立警察对轻罪的处分权,是基于犯罪非刑罚化、人道主义和诉讼经济的理念。警察轻罪处分有建立的必要性。我国公安机关警察轻罪处分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英国警察警告制度的经验,充分考量我国的司法实际,并将之纳入到严格的法律规范之内。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为切入点

轻罪刑事政策在国内国外的发展趋势不容忽视。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定的身心和社会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涉及人权保障、刑事政策和刑罚正当化等问题,应科学地进行设定。现行刑罚体系中无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种和累犯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合理,应予革除。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适用非刑罚方法和缓刑、减刑、假释制度。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法律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顺应国际化潮流、理念合理,但在立法、司法、行刑处遇以及预防等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往往偏离甚至违背该理念。因此,我们应合理建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法律体系。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坚持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改进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