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公民意识生成机制的探析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生成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运行机 制中,在法治目标指引下,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官员和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应全方 位构建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 政治,承认并培育市民社会,公正立法与执法,开展公民教育,发展公民文化。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精神卫生法出台需要迈过“三道坎”

蒋传光在《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历史背景之分析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运动是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聚集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经济繁荣带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与社会现实间的鲜明对比引发了更多的反叛意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失范现象促使人们寻找解决之道;经济繁荣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使青年中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为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政治因素则为它的发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培育了政治意识.研究它,对于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法治认同培育的理性逻辑

法治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需要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并把这种理性认知和情感转化为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具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社会群际关系是培育法治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对法治整体化范畴的认知和社会性自我归类意识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关键所在,培育人们的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思维与法治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法治认同培育的实践展开方式。     

反思法治：制度、实践与话语

编者按:清末以降,受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入侵的刺激,法治被绑定于振国兴邦、变法图强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中与"法的治理"相关的因素,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自省与更新。而西方绵延千年的法治思潮和相关制度实践作为值得追求的现代性因素,也得以在特定的思想、学术和政治语境中嫁接、调试与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     

我们为什么要培育公民意识

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公民意识在法治国家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法治的思想基础和人文基础。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构成,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基本社会身份的自觉认同。在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国家进程中,只有大力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法治的构建才有坚实的思想认同和文化基础。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二者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现象.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和公民意识为基础.     

西方法治的文化成因

文明源头“原始法治”的思想基因、宗教限制王权的权力制约传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理性文化对法律思维的铸造、法学的诞生以及西方思想家对法治观念的系统化总结和发展性阐释等多元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法治。“教权与王权”、“社会与国家”等权力分立观,构成了西方法治发展的内在文化主线。西方法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长、并通过不断吸取教训并自我矫正、日益完善的。     

试论中西法治的三大历史落差

中国和西方社会在法律发展史上具有较大历史落差。西方社会具有较清晰的法治线索，法治思想、立法活动、司法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启蒙和发展均早于中国，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现代法治体系。中国法治思想数千年来一直纠缠于礼与法的斗争之中，立法粗疏，诉讼过程专横，使现代法治的形成具有诸多先天不足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情特徵，不可类比西方，更不可模仿或全盘照搬英美，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中国法律早期现代化的保守性价值评析

对如何评价中国晚清修律中保守性价值问题进行讨论。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律价值重新评价,与西方国家法律现代化进行比较,考虑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功利性,考虑民族心理,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水准以及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共同规律,认为中国早期法律现代化中包含某些保守性价值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存在。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刑法学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在刑法学中 ,对主体的态度不同 ,刑法立场就可能不同。近代以来 ,随着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先后登场 ,刑法学中的人开始从“抽象刑法人”过渡到“危险个体”。如果要在刑事领域坚持一种法治立场 ,刑法学应当采用“抽象人”的观念 ;但是 ,司法实务总是倾向于探求个人的危险性格。由于刑法理论和实务之间对人的看法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所以 ,有必要根据规范违反说 ,提出“规范意识主体”的概念 ,以使刑法学对“人”的看法更为合理     

论和谐商法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哲学已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法治观念亦由"以法治国"转向"良法善治",商法应以和谐哲学为基础构建和谐商法。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律的国家强制性遭遇了强烈的挑战,法律的强制力逐渐"软化",这为以软商法为代表的和谐商法的提出提供了法理学支持。从商法的历史来看,和谐一直是商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软商法的文化传统。同时,和谐也一直是软商法的终极价值,软商法的秩序、正义、效率及自由价值均以和谐作为基础。不过,对构建和谐商法来说,适度的国家强制也必不可少,只有软硬商法结合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商法。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论刑事法的历史分析

历史分析，作为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对于刑事法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对中国当代刑事法进行历史分析，并非去发现所谓的“民族精神”，而是寻找刑事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脉络，以及在法制演进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刑事法学研究中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历史比较研究、历史的社会研究以及历史的价值研究。对中国刑事法发展作历史研究，应区分不同时代，并有目的性地进行研究，进而挖掘其中可为当代刑事法发展利用的有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