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实习培训制度

清朝官员的实习培训制度刘绍春现代公务员制度一般都规定，公务员正式任职前有一段试用培训期，殊不知我国清朝时就有了官员实习培训制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吕元聪就此曾指出：清政府确曾为那些中第的官员在其正式任职之前提供某种实习培训。一、在中央部门“观政”与“...     

理性看待“矿难问责”

近年，从地方到中央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官员问责的浪潮。并且正逐步走向制度化的道路。应该说，如果现行的官员选用制度未能把“如果你不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不让你坐在台上”这句话变为现实。那么，问责制便是不错的制度补充。     

防止潜规则“绑架”官员选拔制度

近日，微博爆料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火箭升迁”，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袁某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尽管从当前的各种信息来看，袁某的“火箭升迁”和现有官员选拔制度并无明显冲突，可父女在同一处为官，且父亲还是扬州重要主政官员，自然难以彻底消除瓜田李下的嫌疑。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子女“火箭升迁”的背后，往往少不了父辈的各种影响，给人一种隐性的潜规则“绑架”官员选拔制度的担忧。     

80后执政：权力交替新布局

“80后”官员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从中央高层不断释放的信号来看，这已是从中央到地方完成干部建设梯队格局调整的大势所趋     

66名“京官”任职地方释放三个“重磅信号”

"京官"到地方交流,早已是"家常便饭"。但2010年下半年启动的此次交流任职数量之高——66名、级别之高——正局级、规格之高——中组部选调,着实令人为之一震。这一"新举措"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释放出三个"重磅信号"。一是更加注重"基层经验"。古人云:"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可见,从古至今都注重官员的基层经验。从制度层面上看,去年底中央下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     

官督商办的“首长所有制”——从盛宣怀的“表白”谈起

【“私”不一定是商，还可以是官员】通常我们容易产生错觉，总以为“官办”就是“国办”。由此而生另一个错觉，以为“国企”就能代表国家利益。这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生活惯了的人们的习惯性错觉，而错觉的根源，就在于“朝”与“国”不分，不知王朝以外，还有中国在，或以为王朝必然代表中国；不知王朝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一致，     

“实年”与“官年”

何为“实年”，伺为“官年”？顾名思义，“实年”是实际年龄，30岁就30岁；“官年”是当官后登记存档的年龄，30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28岁。一位官员既有“实年”又有“官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此事古今皆然，在某些地方甚至已见怪不怪。     

问责制冲击太平“官念”

近年来,我国因行政不作为、行政执行不力或违规违纪而纷纷落马的官员屡见不鲜。但诸如对陈良宇、邱晓华、郑筱萸等一批省部级干部的查处,深刻表明了中央在“官员问责制度”上执行的决心和力度。     

“官员财产公示”宜早不宜迟

在近期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王全杰代表提交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几乎与此同时，以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为首的一批老干部也上书中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次引发了公众关注。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也谈“于丹现象”遭受抵制

所谓的“硬杠”,就是“规则”,是由一级组织协商之后,通过一定的程序确定下来的,比如当今不少地方在提拔领导干部时都实行了一种“硬杠”制度,即提副处必须有在正科实职位置上任职三年以上的经     

建立转移支付制度 弥补市场经济缺陷

我国目前财政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税制，分税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划分实际上是“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延续与完善，延续，是因为财政包干制比原来的“统收统支”有很大进步，克服了财政“吃大锅饭”的种种弊端，完善，是因为“财政包干”“分灶吃饭”产生了新的不平衡，新的不平衡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所占比得急剧下降，而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大增，出现了“拥财自重”“诸侯经济”势头，不利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另一个不平衡是地方政府之间财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居民之间收入不平衡，分税制适当增加了中央财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年的不平衡，但对后一个不平衡，仅分税制却难以解决，这就需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以解决，本文仅就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核算方法及其关条件作一番探讨。     

制度更重要

曾在报上看到一则短新闻，印象颇深：“全国政协委员杨天全在谈到反腐时说，通过教育，提高干部觉悟固然重要，但制度更重要，要在客观上使干部没有干坏事的机会。他说，他在联合国任职30余年，从未耳闻有官员贪污现象。并非联合国官员都是圣人．而是制度严谨使然。”     

《2014年中国纪事》专题报道之五 反腐浪潮正汹涌

整肃官场奢靡 2014年，作为“习李新政”核心标签的反腐倡廉浪潮。继续高歌猛进。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整肃官场的奢靡积弊。 这一年，从严控公款吃喝的食品“节约令”。到党政机关景区开会禁令“升级版”，从新则规范中央单位培训费、差旅费。到立规禁建接待场所，再到触及种种“微腐败”的“节礼”禁令，抑制奢靡冲动的中央戒律接踵而至，地方版细则步步跟进。这一年。整治“会所歪风”、清理奢华建设、查处“小金库”等行动此起彼伏，不断切除现实中的腐败沉垢。据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两年来，至少出台了20个涉及党政干部的禁令，“严禁”一词强调了84次。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是一场革命

“灰色收入”2010年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中，但因为语焉不详，人大代表们对如何“规范”充满了忧虑，最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接受了诸多代表的意见，将此作了删除。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中国高级别官员“落马”破纪录的一年，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的一系列动作，凸显了官方的反腐决心。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2010年“两会”的热议话题。     

生命价值的提升——《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解读

《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将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一部备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地方性法规。提高死亡赔偿金标准、坚持“同命同价”、确立监管防范制度、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等规定，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又坚持地方立法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是彰显以人为本立法理念的成功实践。     

唐朝地方监察制度历史进步性探析

唐朝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地方监察体系,积极进行监察立法实践,确立监察官吏任职必须具备从政阅历的任职条件,建立监察官员再监察制度并且注重对监察官吏进行严格考核等。开掘这一宝贵财富,对于依法治国,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对于促进国家机关廉政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完善我国质询制度的思考

一、我国质询制度的基本情况质询是对被质询机关的工作不清楚、不理解、不满意的方面提出质问,要求被质询机关作出澄清、解释的一种活动。质询是一种质问,带有批评性质。质询制度的实质是委托人考核代理人,源于人大制度的基本法理和基本框架,具有满足知情权、敦促“一府两院”采取行动、对“一府两院”官员进行监督的作用。我国的质询制度发端于建国之初。1954年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同年,地方组织法作出相应规定。1975年宪法取消了质问。19…     

公款吃喝在日本

根据日本一家非政府委员会的统计资料介绍，全国地方官员每年用公款招待宴请中央各省（部）官员的费用已达天文数字，1995年一年就超过30亿日元，按目前汇率计，有3亿美元的资金被这些官员吃喝玩乐掉了。广岛县政府官员为东京来的有权有势的官员朋友举办一个晚会，光饮料费就达13万芙元。全县去年一年为了笼给中央官员举办了474次所谓的“非正式联谊会一，平均每天要办一次半！目前，日本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内阁的地方自治省专门颁布了一项法令，指示各都道府县政府官员必须“节约”政府资金，并应采取与该省相同的措施约束下…     

平乐县阳安乡实行村官“年审”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村干部管理，充分调动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平乐县阳安乡对新一届村官实行“年审”制度，即对各村的村干部进行一年一度的任职评定。其具体方法是：根据《阳安乡村干部管理办法》，由乡党委组织纪检、组织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任职评定领导小组，与当地党员群众代表一同对村干部进行实实在在、多层次的测评。     

“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之辩——在特殊性与统一性之间

在“地方法治”与“法治××”的提法逐渐成为官方和学界的时髦话语之际,围绕“地方法治”概念正当与否的分歧亦日益显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宪法学、政治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个维度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基础;而在实践上,“地方法治”的提出更能够激励制度创新。与此同时,“地方法治”的提法始终位于“法治统一性”理念的涵摄之下,只要全面把握其内涵,便不会有造成所谓“法治割据”之虞。在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问题时,实际充斥着两个悖论,这两个悖论的解决是在实现法治目标设定之下的一个利益衡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