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文化及其构建

公民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成长机制和进化过程，西方式的“原生态”公民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智慧结晶，构成了我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内容共性”。但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西方公民文化的直接移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为多元文化提供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村民文化、臣民文化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及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些都构成了中国语境下公民文化的“内容个性”，并将成就中国式的“再生态”公民文化。     

人本身的独立、价值和尊严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董健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上栽文《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认为，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现代的公民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的区别，关键在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在当下，要达到现代公民社会，除了继续坚持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在我国,由于长期深受“臣民意识”的浸淫,许多人脑子里缺乏“公民意识”,也缺乏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     

论公民的文化素质及其培养

公民文化素质的培育和提高促进了人的发展,适应了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通过公民文化素质的培养,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组织意识,逐步养成有序表达利益的习惯,逐步清除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意识、愚民观念,反对西方的公民观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中国语境下三组公民相关概念的梳理与转换

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臣民"、"国民"、"人民"与"公民"四种社会身份或观念并存,并形成三组相关概念:臣民-公民、国民-公民、人民-公民.梳理三组公民相关概念内在的内涵冲突,并根据当代社会特点,实现概念内涵的现代转换与建构,对于公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探索.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五四时期中国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人格依附的传统社会向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与这一社会转型相对应，政治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型——从臣民文化转向公民文化。     

解读“广告参政"

“广告参政”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目前我国公民自主参政热情的高涨,同时也折射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听取民声,表达民意方面存在角色“缺位”的问题,而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当下公民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沟通,仍缺少一种有力的制度化保障。     

宪政视野中的公民文化——理解百年中国宪政的一个视角

中国之立宪历史已有百年沧桑,时下依然存在的臣民文化残余是宪政建设的绊脚石,公民文化应该是宪政建设的魂魄,党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宪政新的百年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反思——基于公民性的变迁与重塑

钱洁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自古希腊的原始公民性开始，从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两个维度考察，公民性经历了以臣民意识为特征的公民性缺失、捍卫公民权利的消极公民、具有责任和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的变迁过程，     

英国多元文化环境中关于青年和公民身份的探讨

在欧洲和西方各国，有关多元文化的讨论对其国家和地方的公民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青年所处的阶段既是一个向“成年公民”过渡的人生阶段，更是一个通过日常生活获得公民体验的身份概念形成阶段。主流社会对于“青年”、“公民身份”的讨论将重点转向了质疑多元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政府据此将政策由促进多元文化转向了关注“共同体凝聚力”，而这种否认“多元文化”的措施，不仅对多元文化本身带来冲击，也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形成。     

论政治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公民意识.我国传统上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和公民教育,民国建立后所实施的公民教育也不成体系.真正将公民教育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是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认识政治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公民教育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公共道德路径

公民社会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公民社会在形成模式和功能上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它对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制度缺位或越位造成的公民社会独立性不足、个人利益膨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公共文化缺失以及公共参与无序等问题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原有道德调控不力的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公共道德的培育或可成为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切入点.     

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步伐基本上还处在以“选票”为中心的阶段,“选民文化”强过公民文化,而“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政治进程更加剧了这些倾向,造成了“省籍-族群”间矛盾的激化,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政治陷入空转。为改变这种情况,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力量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提出公共新闻学、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社区协商等,尤其是进行“省籍-族群”间的沟通与和解活动,希望以此厚植台湾的公民文化,匡正“选票民主”的疏失。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

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是由于中国古代臣民主体意识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长期影响 ,均造成公民意识的培育受到限制。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应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资源 ,提出坚持德育首位和两课教育 ,集体主义意识和公德意识等具体对策     

浅谈“四有”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 ,对公民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四有”教育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为此 ,笔者就“四有”公民的基本素质谈点粗浅的认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公民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全体公民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和纪律观念以及精神状态等全面发展的要求。所以…     

现代公民文化引领下的我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探析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而“冲突论”和“一致论”在界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上无疑都具有片面性,基建与此基础上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整合思路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文化与公民文化具有内在的粘合作用,因而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培育新的公民文化应当是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的契合点。     

“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论”不能成立

把国有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归结为“所有者缺位”，又把“所有者缺位”归结为国家所有制，这种观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颇有影响，并被一些人当作“定理”似地经常引用。“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论（以下简称“缺位论”），主要是从两个层次（全民、政府）和一个落脚点（人的“自私本性”）来论证“缺位必然性”的。但是，当我们沿着这种“两层一点”的思路认真研究一番之后，却只能得出与“缺位论”相左的意见。一、不能贬低财产所有权（所有者）法律规定的意义“缺位论”首先从全民层次论述国有资产所有者“必然缺位”。他们说：法律规定的“全…     

出版业的“民国热”现象反思

“民国热”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反映出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出版人在积极参与制造“民国热”的同时,表现出了思考和社会责任的某种缺位.出版人要有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在出版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太平经》“德”范畴之义蕴探析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杂揉了天命论、天人感应、神仙方术等神秘主义内容，但其关于“德”的思想“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特别凸显了臣民之德在德治实施中的重要性和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