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的立法缺陷及解决思路

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条是关于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的规定,但依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非法组织他人或者以暴     

论税费征收渎职罪立法反思、借鉴与修正

所谓税费征收渎职罪，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公务人员在税费征收方面的渎职犯罪。我国现行刑法没有税费征收渎职罪这个罪名，有的只是类罪“渎职罪”（第9章）、细种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404条）以及泛种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第397条）。〔1〕本文也只待之以“子级罪群”，上属渎职类罪中的税费渎职罪群，下辖种罪起码应当包括不征、少征税费罪和擅征、多征税费罪。〔2〕　　一、立法反思　　我国现行刑法渎职罪章在立法技术处理上，采用的是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方法，即：在该章的头一条（第397条）对国家…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益厘清与规范展开

催收非法债务行为入刑是加害人视角与被害人视角互动平衡的结果，其刑事不法涉及两个要素的叠加：一是催收手段之不法性，二是非法债务之反社会性。当前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逐步由物质性法益向以维护人格尊严为核心的精神性法益延伸，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非法债务中债务人的私生活安宁，当不法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达到严重扰乱债务人私生活安宁的程度即可成立本罪。基于反向检验的视角，私生活安宁法益说与“以刑制罪”原理的解释结论亦相契合。司法实践中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面临口袋化风险，有必要根据法益的违法性评价和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合理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非法债务”的界定形式上应符合“规范违反性”,实质上应具备较强的“反社会性”。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需要综合考量催收行为的频率、次数、持续时间及造成的后果等。     

论典制习惯及其在成文民法上的重构

在不存在抽象的所有权观念及其所派生的归属与支配的分离观念的社会，物之归属乃是商品交易中信用的物上担保的载体。这种物上担保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表现为活卖，而典制则与活卖同其性质。民初立法割裂典制与活卖的联系而将典权定位为用益物权、将绝卖的后果绝对化的典制重构，蕴藏着立法思想上的缺陷与立法技术上的内在矛盾。我国《物权法》颁布后，典制可得回归其担保交易的功能，并作为“所有权担保”的载体，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我国1979年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同时,保留了“如实陈述”条款.由于我国没有完全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没有规定沉默权,因而与如实陈述之间不存在冲突.完善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需要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在总则的基本原则中,删除“如实陈述”条款,确立沉默权条款,并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例外情形.     

增设“购留人口罪”的设想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拐卖人口罪”,但是对于那些购买、收留人口的行为,却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这样,不仅使人贩子容易找到卖人的“市场”,而且容易得到非法庇护,为拐卖人口罪的营利目的得以实现,提供了最终的条件和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拐卖人口活动猖撅、公检法机关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分子的形势下,在我国刑法中及时增设“购留人口罪”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此罪作以阐述:(一)购留人口罪与拐卖人口罪的区别购留人口罪与拐卖人口罪在犯罪客体、犯罪的主体,以及所侵害的对象都是一致的,但二者仍有本质的不同.第一,表现在     

从苏某强迫卖血案看转化犯问题

正本文案例启示: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致人轻伤的,以强迫卖血罪论处,致人轻伤的结果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时,暴力强迫部分被组织人员出卖血液的,应当按照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实行数罪并罚。对由于第三方因素介入导致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等血液传染病病毒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伤害责任。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     

强迫他人卖血该定何罪

强迫他人卖血该定何罪李习根，朱济凌一九九三年四月，河南省获嘉县某村农民吴××、陈××在新乡火车站勾结外流人员宋××，以招工为名将季某、辛某和杨某骗至获嘉县城关某个体旅社，随后加以看管，限制人身自由，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分别强迫季某卖血九次（每次抽血四百...     

查出无证药,化妆品商行女老板获罪

“我没有卖假药,怎么会构成销售假药罪?”2015年5月5日下午,年轻的化妆品商行女店主吕燕站在被告人席上,满腹委屈.“我将‘洞知音缩阴针’一直放在三楼冰柜里,根本没有拿出去卖,怎么能算销售?”发生在浙江的一起涉嫌销售假药案开庭审理时,被告人吕燕不服检方对自己涉嫌销售假药罪的指控,当庭申辩.这起案子并不复杂,但由此案引起的焦点问题引人深思.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思想渊源与制度表达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具体成果，“援法断罪”反映中国古代司法的形式侧面，包含了丰富的技术内容与程序要求。“罚当其罪”兼具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的实质追求，强调了罚与罪应均衡。立法应追求文本、规范中的“罚当其罪”；司法则应通过法律适用，实现“罚当其罪”。“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丰富内涵不仅囊括了立法与司法等法律技术操作，还着眼于整个审判秩序的规范与建构；其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制度形态蕴含着中华原生法治文明的独特创造力与理论魅力。当代法治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便与“援法断罪、罚当其罪”一脉相承，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以本土视角浅析刑事司法“重口供”

在目前的中国司法实践中，“重口供”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有些学者设想使用沉默权和“禁止自证其罪”的规则来促使司法人员“轻口供”，忽视我国特定的司法环境、社会状态、法律文化等因素。本文以研究中国特殊情形下的问题和原因为着力点，不在于提出一些类似与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措施。     

“过失伤害致死”罪的罪名不妥

孙德财“过失伤害致死”这一罪名的认定,我想谈点看法,供大家研究。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认定孙的行为构成“过失伤害致死”罪是不能够成立的,其理由:     

关于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罪名表述的思考

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罪名体系.其中四个罪名的表述因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亟待调整.“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分别修改为“贩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应分别调整为“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贩卖妇女、儿童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六种加重情形的司法认定

拐卖妇女罪中“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成立“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要求行为人明知收买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会迫使其卖淫。对于以出卖为目的，强行从儿童监护人或看管人的怀抱中或推着的童车、自行车上抢走儿童的行为，应认定为构成以暴力方法实施的绑架型拐卖儿童罪。绑架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复合行为犯，其中绑架行为是手段行为，出卖行为是目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发生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一律依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形处理。从境外将妇女、儿童卖往中国大陆境内的，不属于“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子系统，包含着“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这一公式揭示了法条竞合中特殊的刑法适用规制，可以有效破解口袋罪之扩大适用的难题。基于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当口袋罪与具体个罪均涵摄某种行为时，应优先适用明确的具体罪名，以防口袋罪发展成为“万能罪名”。运用“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可以化解罪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口袋罪与具体个罪之间的法条竞合难题，使法条竞合规则创新发展成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三元格局。基于口袋罪适用中的常态扩张难题，刑法教义学需要确立“明确法优于不明确法”的适用规则，以使口袋罪的适用形成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并根据口袋罪之保护法益的分级，正确确定“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适用的例外情况，严格限制口袋罪的适用范围。     

关于刑法修正案适用的几个问题

1999年 12月 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对 1997年刑法的修改涉及违反会计法、公司法的犯罪以及期货犯罪等新型经济犯罪。本文拟对修正案法条的适用谈谈一己之见，以供司法实务工作参考。 一、关于刑法修正案第 1条的引用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第 1条第 1款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同条第 2款规定，单位犯该罪的，按两罚制原则加以处罚。 　　…     

刑诉法与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所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回答司法人员讯问的权利。沉默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欧洲中世纪末期，资产阶级为了鼓舞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斗志，在刑事法律理论上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司法任意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是指犯罪和刑罚都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不能因人设罪、因事制刑。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解决了刑事被告人在定罪量刑上的实体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审判并作出有罪判…     

刑法修正中的溯及力问题及其适用

频繁修正刑法的背景下，新法较之旧法是否有利于被告、在何种范围内有利于被告变得更难判断，有必要正确对比新法与旧法，使新法在溯及既往行为时真正贯彻“从旧兼从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其所增设的诸多轻罪，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是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但实务中却被以有利于被告之名而溯及既往。新法对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罪数认定规则、量刑档次、罪后量刑情节的调整，部分有利于被告、部分不利于被告。新法诸多规定，形式上有利于被告，实质上不利于被告。既往审判实践中，类推适用刑法还较为突出，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不能将既往类推适用刑法的判决作为理解“旧法”的依据。对新法中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在适用中应进一步落到实处，防止对其作不利于被告的解释而溯及既往。应防止将本该认定为重罪的既往案件，以从旧兼从轻为由，将新法增设的轻罪名溯及既往，忽略重罪与轻罪的竞合。还应防止对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进而将其溯及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