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

日本民主党胜选并组阁，将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其宣示的亚洲政策将是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机遇。然而，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总体外交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亚洲政策目前也只是原则性口号，缺少实际内容和可操作性；中日之间的战略分歧、结构性矛盾、具体的利益争端和摩擦也不会轻易解决；日本可能在人权、全球无核化、削减碳排放问题上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     

东北亚：中国新世纪外交的重点区域

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融合，台湾、朝鲜半岛、美日同盟三大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经济往来和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决定了东北亚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由此，这一地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外交的重点区域。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日本安倍内阁的外交走向

安倍内阁提出“有主张的外交”的新理念后,日本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出台“亚洲通道计划”、“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联盟”等一系列新举措。然而,这并非日本改变其以日美同盟为主的外交基轴,而仅仅是日美同盟战略框架内的政策调整。日本对欧、对俄的基本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争取“入常”仍将是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走向北大核心

自小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同盟迅速强化。美菲宣布将加快全面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菲律宾对美新开放四个军事基地，美菲制定双边防务指针，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实现联盟的现代化。美菲同盟的强化是小马科斯政府对杜特尔特时期外交政策的“再平衡”，也是美菲双方战略利益契合的结果。未来美菲同盟可能经历短暂的微调再逐步走向强化，但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中菲关系的发展和美国战略资源的投入等因素会制约同盟的发展。美菲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复杂的影响，也给中菲关系健康发展和解决南海与台海问题带来挑战。     

霸权的联盟逻辑:理解中日博弈中的美国行为

如果说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护持其体系中霸权地位,那么,如果诱发一场针对挑战国的冲突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国家的根本利益,霸权国可能会选择支持并乐见其依附者对潜在的挑战国发难。日本改变几十年来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默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诱导。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并表明"是时候朝建设新国家迈出一步",这明显可能激化中日现有矛盾并引发东北亚各相关国家的不安,同时也表明日本的行为可能导致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失控,对此美国以"失望"一词表明其不会在战略上被日本绑架。可见,当前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北亚轮辐体系并非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压舱石,可能正好与其宣传的结论相反,其更有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促使未来10年内中日之间外交僵化、在夹缝中艰难博弈的催化剂。中国若想改变在未来10年内的中日争端中的被动局面或至少避免美国对日本行为的无限度支持,就必须从提升自身战略力量或依靠结盟来增加制衡性力量。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及模式

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发展"已从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转变为中国国家崛起和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根本战略及外交战略、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及中国的世界理想和主张.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基础是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即中国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多极、多样的世界,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中国崛起和发展模式是"合作、和谐"的非传统模式;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特点则是多边外交和发展外交.中国和平发展当然也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台湾问题和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根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在加速推进世界“政治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友好第一”的对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行一条以遏制中国发展强大为主流的对华政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发展与台实质关系：政治上，突破“民间外交”限制，推动日台官方关系升温；经济上，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军事上，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国际交往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这既有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其长远的战略图谋。     

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在中国—东盟关系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东南亚地区关乎我国崛起过程中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南海主权、确保良好中美关系以及拓展对外贸易等核心及重要国家利益,是推行睦邻周边外交、构建稳固战略依托的命脉和支点。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能源问题、自贸区建设问题及提高软实力问题是双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核心及重要国家利益面临重大机遇和一定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机遇与挑战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     

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与中韩关系

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后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在维护国家安保利益方面强化韩美同盟和建构韩美日安全协作机制：在谋求经济和能源利益方面扩大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合作。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构成李明博实用主义外交战略中的两大政策支柱。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日美强化同盟体制的战略图谋

美日“2 2会议”最终协议的达成将导致日美同盟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实现美日军事合作全球化,在中国周边形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和支柱的“战略网”,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为日本谋求军事崛起提供契机。     

评美国主流学派之美日同盟观

就20世纪90年代强化后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美国学者提出了“维持同盟现状”、“适应日本的崛起”、“渐进主义”、“成熟的伙伴”等观点,其中对美国新政府影响最大的是“阿米蒂奇-奈报告”,这一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基于美英特殊关系的模式提升美日双边安全关系,并确定有6个领域需要作重大调整才能创造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和持久的美日同盟。这些主流思想学派存在着一个共同观点和目标,即都支持美国政府维持或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他们都认为美日同盟对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两国的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必须予以维持或强化。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同盟战略与中日关系

日本历届内阁上台均坚持以＂深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战略。民主党上台后发展＂同盟战略＂,更加突出＂中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日美基轴＂战略对内阁的约束作用日趋增大,限制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中日关系的发展;突出＂日美安保＂战略,加大与美国联手应对传统安全的力度以防范中国;＂同盟拓展＂战略不仅不利于解决亚洲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而且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再认识——基于同盟视角的历史分析

贸易摩擦是长期影响日美关系的主要议题之一,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离不开对这一议题的处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宏观上讲,日美同盟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同时也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及其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埋下了伏笔;从微观上看,起初是在美方主导下出现政治化倾向的日美贸易摩擦,后来逐步脱离了单纯经济范畴,成为两国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利益交换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主动挑起贸易摩擦实际上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对抗意味。中国应以日美贸易摩擦历史为鉴,警惕美国以政治利益等为要挟,迫使中国牺牲经济利益。     

浅评卢武铉政府的“均衡”外交

卢武铉总统提出“均衡”外交，意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推进同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提高其外交自主性。执政一年以来，卢武铉政府在战略上配合布什政府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采取了一些自主行动，但韩美同盟的主轴和基础没有变，同盟关系并未削弱。同时，韩国在继续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求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东北亚关系中发挥应有的影响与作用。     

强制外交与伊朗核问题

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危机的一种战略。在伊朗核 问题上，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力图使用强制外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然而，从2003 年至今， 伊核问题不断反复，持续升温，目前已发展成为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强制外交战 略谋划不够清晰、设定强制期限约束力不足、存在“后续成本”以及伊朗国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导致 了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强制外交始终难以奏效。未来很难断言美欧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而可以肯 定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奥巴马的东亚政策与地区构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东亚政策不仅显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重视,还表明了美国在与东亚地区发展关系中将更注重政治、经济、外交等软实力的运用。其思路也逐渐清晰,即以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导权为核心。而围绕这个核心有三条主线:一是整个战略继续以日美同盟为主轴的军事同盟体系和伙伴国为依托,保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地位;二是加强与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的联系,引导其发展方向符合美国利益;三是以对话方式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以免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东亚地区构建也将出现新的形势:美国跨太平洋区域构建面临多重挑战;东亚合作更加开放与包容;东亚区域合作更加倚重东亚核心国家合作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