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紧反馈环：基层社会重建的“云浮经验”及其制度内涵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这一“云浮经验”的真谛在于：收紧社群内部互动的反馈环，重建一个“紧密关系之群体”，使自然村或组这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治载体得以真正回归。在一个“紧密关系之群体”中，“第一方控制”（个人自律）将易于实现，“第二方控制”（对等回报）将有效运行，“第三方控制”（居中协调）将富有权威，由基层社会内生的这样一种治理体系，可在不经意中帮助政府实现“惠而不费”的治理目标。基层社会重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发现“基层社会”的过程。作为一种“紧密关系之群体”的基层社会，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体。关键是善于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基层社会”，适时并有效地利用其内生的自治功能，积极引导其与大社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形成利益交集和契合点。这正是“组为基础，三级联动”这一“云浮经验”给予我们的最为宝贵的启示。     

公共性：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

公共性是指涉社会团结和秩序的基本论题，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制度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践方式。通过阐述公共性概念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试图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下解答“何谓公共性”这一问题。进而在中日比较的维度下梳理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性结构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为构建现代中国公共性发展的研究框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发现，欧美世界形成了以“公-私”二元对立关系为前提，并与公权力相对抗的公共性；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形成了以“官”作为承载主体的行政权威型公共性；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日本通过发展社会组织重新构建中间团体来回应“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制度情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丰富实践为现代中国公共性构建提供了基层实践逻辑。     

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

德国市民社会历史嬗变过程为人们思考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社会政治文明推进中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思考和探索的“标本”。德国市民社会从国家一元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义200多年来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具有滞后性、曲折性、坚忍性和今日的相对成熟性特征,已经变得非常典型并富有德意志特色,成为德国公民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国家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控制,这种管理和控制越来越带有非政治性和非统治性的自我“治理”色彩。     

从社会基础再造视角探索农村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三农”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深刻的社会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更容不得简单化、做表面文章,必须密切结合农村实际,深入把握农村社会机理和发展脉络,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和解决问题,找寻有效的化解难题之策。王立胜同志的新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别于其他研究“三农”问题的传统思路,选择“社会基础再造”这一新的视角,寻求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道路,从而拓宽了研究“三农”问题的视野,颇具新意。“社会基础再造”由作者首先提出,书中对其概念范畴作了系统论析。作者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提出“社会基础再造”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由于各种因素促成的农民之间、农民与社会各阶层之间,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特定连接关系,以及由这种特定连接关系形成的某种制度化的关系模式。在这里提出了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三种基本关系,以及制度化了的关系模式。这些重要观点和命...     

马克思的“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的开启——从与黑格尔、卢梭的关系视角之审视

黑格尔、卢梭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应被立足于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启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者辩证统一发展之社会整合视域。卢梭的政治学说和国家观启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内在地影响了马克思这一整合视域。在如何整合“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和谐辩证统一发展问题的思维路径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卢梭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并内在地构成了他们三者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机制。“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至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澄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的理论实质及其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     

公共部门及其官员的“公““私“之辨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国外的政治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及其官员的私利要求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国家的治官政策应该在明确区分公共部门及其官员"公"私"界限的基础上,以满足其的私利性要求为前提,从而达到规范其"私"性,发扬其内涵的"公"性要求.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危机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针对社会认同的威胁,它提出了几种化解认同危机的有效策略。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了脱离群体与改变群体状态这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基本是成功的。     

"法治"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在本来的意义上 ,与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 ,它的确立归根到底有赖于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博弈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 ,法治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大致说来 ,“法治”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它的基础是民主 ,而不是专制。这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具前提意义的标志。第二 ,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没有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这体现为法律至上原则 ,即“…     

从台湾地区“法律”看“两国论”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8月1日,台湾当局“陆委会”公布了一份“对等、和平与双赢——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书面说明”,称“两国论”是从“政治、历史与法律的观点,对既存事实作明确的说明”。对此,本文仅从法律的观点,即依据台湾地区现行“法律”的规定,分析“两国论”不仅违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原则,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和“法律”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规定,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法理基础。     

走出中国法律近代化“艰巨性”的误区——学会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中国法律问题

中国不具备西方当时法律近代化进程时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品质与近代化法律品质是相悖的。相反,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中的“和平”、“统一”、“道德”性和“包容”性,与近代法律品质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更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超越。另外,中国法律的道德化传统使人们始终能够认清个人与他人之间是不可或缺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