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德国“社会国家”发展问题探索

本文以德国“社会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政治、法律等多角度全面阐述二战后60年以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变迁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2000年以后德国“社会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及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析德国经济治理的法律保障体系

析德国经济治理的法律保障体系杨伟国王飞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自治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在含义，是国家在经济治理中对自治经济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从而使经济有序运作。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种典型代表：无论是二战后的经济重建，还是两德统一后的经济并轨...     

德国保障国家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

德国保障国家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韩军德国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以致创造战后持续增长的经济奇迹，关键在于原联邦德国在立国之初就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道路。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单从字面上看就是社会和市场的综合体。因此...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于二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竞争秩序。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须在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成为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     

联邦德国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历史”叙述的变革

自建国以来,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纳粹与二战历史"的叙述沿着"还原历史真相、直面历史罪责"的方向不断改进。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将战争罪责归结到希特勒身上,掩盖"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的教科书揭露和批判了"犹太人大屠杀",却无视德国民众的罪责。21世纪前10年的教科书揭露了国防军和德国民众的罪行,引导学生反思德意志民族背负的集体罪责。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受社会运动和思潮的推动而不断革新,帮助联邦德国社会树立起正确的二战史观。     

德国历史与历史观的延续性与维新——一个基于德国一战反思的考察

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有关战争责任的话语更迭浓缩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观。作为体现时代色彩的口述史,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认为德国乃被动地为民族和自由而战,拒绝接受德国战败的耻辱遂成为二战的直接诱因;魏玛共和国对《凡尔赛和约》持修正主义立场,反对所谓的"战争责任谎言"成为此一时期的历史共识;第三帝国强调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二战以后,魏玛时期的立场得以复辟,然而历时多年的"费舍尔争论"彻底打破了德国的现代国家话语神话,"德国一战主要责任论"得以确立,批判性自我反思成为德国历史和历史书写的新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已经超越了有关一战的历史共识。     

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

以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著称的德国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合自身发展的特征和模式,为其经济、社会的相对平稳健康运行构筑了良好的框架条件,这在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德国因之在欧盟成员国中呈现出经济"一枝独秀"、社会相对平稳的良好局面。本文将探讨其背后支撑德国发展模式的原因,以及德国模式在经过此次危机后的发展前景。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德国福利国家的自我校正

经过二战后的黄金发展阶段,德国福利国家模式曾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经济和就业政策的代名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不断增加,德国模式受到质疑。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外部压力以及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内部压力下,具有传统社会保护色彩的德国福利国家模式正在通过进行现代化改革,从困境中寻求新出路。本文将剖析德国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内外挑战,探讨德国福利国家进行自我校正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校正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对德国福利国家自我校正的发展方向做出判断。     

二战后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与非纳粹化

二战后,法国希望在德国法占区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体制,以补偿法国经济。为此,法占区启用了一批被认为"可贵"的德国公务员,以应对战后德国社会危机。与此同时,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德国各占领区推行非纳粹化政策,法方的"温和"立场及实施"自主清洗"的做法引起了争议,被认为是"过度宽容",甚至是"再纳粹化"之举。事实上这一政策是基于法占区独自的现实主义考虑,它的实施为战后德国公务员群体的恢复留出了稳定空间,并为法德的历史和解做出了人员基础上的铺垫。     

“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

近年来,德国全民政党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以及建制派小党的选票不断增多,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本文以分析德国选民群体为出发点,引入德语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概念,描述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基本特征,观察近年来德国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党偏好变化;以2017年德国大选为例,从"政治环境"视角探析德国选择党崛起、全民党式微的原因。一方面,观察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联邦州势力倍增与选民的经济、就业和教育背景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分歧对全民政党内部矛盾的影响。     

德国“哈茨改革”及其绩效评估

文章分析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景,介绍了"哈茨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从是否兼顾了社会保险水平和市场效率的角度对改革的绩效进行了评估,提出并讨论了引入"负所得税"的办法来对德国劳动力市场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可行性。文章认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成功,需要兼顾失业保险和就业激励并获取政治支持,而哈茨改革仅仅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小步而已。     

二战后德国移民潮流

2005年1月1日,德国历史上第一部<移民法>(Zuwanderungsgesetz)正式生效.<移民法>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文着重分析德国二战后的移民潮流,试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制订这部<移民法>是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从大选看德国改革困境

德国两大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使德国走出了政治困境,但并没有走出改革困境.目前面临的高失业率、低增长率和财政赤字是两大政党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德国近年来的改革尝试也再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内政改革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经济全球化所致的三方面挑战论述德国改革的困境,并确定传统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新形势下存在的内在矛盾性.     

德国的国家范式和行政改革

国家范式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本文主要通过考察行政改革或行政政策来界定二战后现代德国不同的国家范式。通过聚焦行政理论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表现,本文将二战后的德国划分为五个阶段,分析范式转变的因果关系和各阶段不同的特点。在结论部分,本文分析了德国行政改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动态特征。     

战后德国政治体制转型因素分析

本文尝试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因素出发,分析德国在二战后如何成功地实现政治体制转型:即讨论超越法律规范和组织结构的政治文化观念的转变如何通过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推动新政治模式的有效运作;战后德国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如何通过其竞争和经济民主与公正原则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促进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固;融入欧洲一体化如何为德国实现政治转型提供坚实的价值背景和程序性环境,从而探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的外部环境在政治体制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德国经济基本面评析：制度与运行

目前德国经济格局的基本特点是低增长与高失业并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成因既来自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外部挑战,也产生于德国经济基本面制度改革滞后与运行机制摩擦加剧。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通过思想创新和制度改革,发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应有的优势,切实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从制度和运行两个层面改善经济基本面。     

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研究

二战后,联邦德国以民主、联邦、社会和法治为四大支柱重建国家.其中以"实质法治国"为理念内核的法治国家建设居功甚伟.本文以德国基本权利制度作为着眼点,从基本权利的思想演变、法律意义、类型概括和界限拘束等四个方面展开对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的认识.     

德国研究丛书

<正>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杨烨高歌主编2017年5月出版/98.00元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中欧地区,彼此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冷战后,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也使得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德国抱以更多外交和发展期许。本书从历史、地缘和文化角度对"中欧"做了追溯和分析,深入探讨了冷战后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