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草根力量以维护其利益为目的,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是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网络时代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政治动员、网络舆论批评监督、网络政治参与,它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因此,对网络空间草根政治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原则,引导与规制并举,现实政治与虚拟空间治理并重,使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     

网络民主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网络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府回应既产生积极影响,如培养了政府回应理念,创新了政府回应手段,扩大了政府回应范围;同时,也对政府回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网络民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着政府回应内容,互联网和电子政府的发展问题束缚着政府回应能力,政治和政策的应对态度和策略制约着政府回应效率,数字鸿沟现象的长期存在阻碍着政府回应的公平性等。因此,必须提高网络民主加强政府回应,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加强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加强政府治理,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渠道;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     

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

网络空间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此 ,国外学者从网络空间的社会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方法、虚拟现实的政治学影响以及网络社会的权力转移、数字民主、电子政府、政治控制等方面 ,对网络政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     

网络舆论与我国民主政治的良性化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运用带来显著的民主政治效应,表现为打破了信息垄断和旧的话语权力格局,为民意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场所。以互联网为公共载体的网络舆论成为信息时代我国最活跃的民主政治场域。但技术是把双刃剑,网络也不例外。网络舆论的特性决定了它可能造就"优质"民主,也可能带来"劣质"民主。要使网络舆论促进民主政治良性发展,政府需要健全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回应能力,正确引导网络议题,培养公民精神。     

监督模式的演进与民主监督的转型

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发轫于近代的权力分化,并在对权力运行的积极回应中不断发展。其间,从"三权分立"到"议行合一",不仅监督权力、规范权力运行的内在机制更加科学,更趋完善,而且民众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民意主导权力运行的空间渐趋广阔。这一趋势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扩大监督主体,拓展监督范围,规范监督行为,以推动民主监督的转型,挖掘其民主潜能,进而加快民主政治的进程。     

台湾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在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媒介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台湾网络社会的发展成熟为台湾民众开启了释放大众政治参与需求的窗口,网络政治参与以其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与草根性等特征降低了参与者的行动成本,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意愿,改变了台湾传统政治生态。新媒体时期的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发挥着从虚拟到现实的强大现实影响力,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话题兴起、结社、组织策划都源自网络并形成线上与线下密切配合联动,形成了颇具台湾特色的"网上串联、网下集会"公民运动模式。网络政治参与已然从政治人物生态、选举生态、政治舆论生态以及青年政治生态几个层面改变并重塑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及其路径创新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生长于互联网发展的"无界"态势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界"社会思潮的边界夹缝中,是建设网络强国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之义。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共享性、主体性等特征,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遭遇分散化的困境。着眼于意识形态功能化的战略考量,需要提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主导力、经济支撑力、文化聚合力和交往影响力。具体而言,要深化以"权力—知识—话语"为有效手段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增强政治公信力、理论供给力、舆论引导力,培育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模型、特征、问题及路径选择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是一个政治沟通过程的两个方面。网络民意的急需在回应,政府回应是政治沟通的关键环节;政治沟通的关键在信息,信息准确对称是政府回应的必备前提;网络民意的主体在公民,公民认同是政府回应的成功标志;网络民意的核心在利益,利益诉求是政府回应的切入端口;网络民意的媒介在网络,网络渠道是政治沟通的物质前提。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存在以下问题:回应力不足阻断沟通回路,信息不完备影响沟通实效,主体差异性导致目标错位,渠道不畅通造成沟通受阻。应对这些状况,就要做到:以满足利益诉求为重点,积极回应网络民意;以推进信息公开为突破,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消除主体差异为契机,努力达成民意共识;以畅通沟通渠道为基础,保障民众的表达权。     

浅析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下的“网络民主”现状

"网络民主"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形式和手段。"网络民主"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的,就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实现民众所主诉求的新型参与式民主形式,它已成为大众参政议政重要途径之一,也成了当局政府不可制约和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它对敦促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着时代作用。     

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与实践——对“八个能否”的一种解读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八个能否"既是对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有力回应;既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它从政治正义的三个层面,即政治竞争的机会公平、政治参与的权利公平以及权力运行的规则公平,反映了现代民主成长的一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通过政治正义的三种实现形式——民主、束权和法治以实现"八个能否"的标准。具体而言,是以协商民主扩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以完善民主集中制、巡视制度与人大制度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落实法治原则的细节、阐述依法治国与宪法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推进了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由此,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了自洽的、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     

信息化时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兴起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动力,网络治理是顺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应通过建设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社会",做到"强强联合",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共同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公共利益：现代行政强制的逻辑起点——以责任行政的伦理精神为视域

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责任行政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必须回应和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社会公平理念相契合。而现代行政强制作为责任制政府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缺失显然与责任行政追求公平正义、回应和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的这种"应然性"相背离。因此,现代行政强制,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点上,真正合乎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目的,回应和满足民众利益,重塑政府行政的伦理精神,以实现现代责任制政府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情导向与政府回应的逻辑互动——基于“雪乡”事件大数据的情感分析

网络空间已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网民在舆情走向中是不可忽视的群体,政府希望通过回应和介入事件来缓解网民的情绪。但在实践操作中,政府回应未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会加剧冲突的爆发,将网民的舆论焦点引至政府自身,造成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本文基于对"雪乡"事件舆情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以过程视角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利用网民评论的主题和情感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对政府回应的反馈图谱。本文将数据文本分为政府介入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展开分析和探讨,发现政府回应与网络舆情存在逻辑互动偏差。政府管控与网民诉求之间、政府回应滞后与首因效应之间、正当履职与信任缺失之间的偏差,都会导致舆情向消极方向发展。     

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网络认知保障功能的实现

政治信任是一国民众对政府实现其利益所持的一种积极心理预期,制度型政治信任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主导性的政治信任模式,民众对政府清晰的政治认知是其构建的基础。随着我国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网络在民众政治认知保障中的核心地位愈加凸显。在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大力加强网络政治沟通以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网络政治质疑以变堵为疏、有效治理网络政治谣言以去伪存真是实现网络政治认知保障功能的三重路径。     

多元动因与网络聚合: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

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政治变革、心理嬗变、文化发展等多种宏观因素嵌入微观的网络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阶层分化、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大众对于平等的朴素诉求在网络空间以民意的方式迅速聚合和集中表达,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民意聚合机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制度性吸纳相对不足,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参与机制;线下大众心理的网络投射、网络大众心理的生成和极化网络舆论的集中表达等环节,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舆情极化机制;商业利益推动下的网络文化媚俗逐利趋向,大众娱乐狂欢隐藏着对精英文化的抵制和解构,二者共同构成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机制。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论民主经济与民主政治及其相互作用

民主经济是民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形成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市场主体,以相互平等集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相关制度为一体的经济形态,民主经济的实现形式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民众自己决定国家事务的政治形态。民主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是民主经济的制度保证。民主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互作用,必须正确处理民主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关系。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时代,营造清朗、良性互动的网络空间关键在于网络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协同参与,同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网络治理机制,那么政府与网络参与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建立会使得政府网络治理趋向良性发展,从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精神家园。     

论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

网络空间内的政治生态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样态、新问题。网络政治空间内的非正义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需要在现实空间正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的治理思路和路径转型。大数据能够广泛地获取并整合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和数据,在优化治理网络政治空间、推动网络政治空间正义方面具有独特优越性。大数据的技术治理具有成为“数字利维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资本、权力、社会滥用。利用大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必须充分吸纳公平正义价值并受公平正义规范,才能有效防止大数据治理陷入误区。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