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探究

证据合法性证明应当包括取证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取证方式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四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应采取动态证明责任分配，包括被告人的疑点形成责任和控方疑点排除责任。被告对疑点形成的证明应当达到优势概然性标准，控方疑点排除应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需进一步建立诉前证据展示制度和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两项制度。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行为证据论

行为证据是依据涉案行为形成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界说其概念,"行为"也能作证据载体。我国的视听资料、人证等可直接表现行为证据,物证、书证等可经行为分析表现行为证据。行为证据是相对环境证据而言的,其动静相互对应与依存,使环境物证与行为分析意见对立统一。在人证中,情态与言词伴生,成为行为证据的一部分,影响其证明力。它们有经验性,也需科学鉴识。行为证据的基本功用,在案侦中主要有犯罪心理画像、犯罪重建、并案侦查和证据体系的组织,在公诉中主要是对证据的整体认识和运用。我国行为证据法定,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略论刑事案件涉外证据

刑事案件涉外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犯罪实体事实、诉讼程序事实的证据。是具有涉外性的一种证据类型。其内容主要有表象事实、犯罪事实、程序事实和佐证事实；其形式可以粗略分为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电子证据和文件证据；其形成主要涉及地域、主体、手段和程序。它与一般证据特征有所不同，收集、审查、运用时应多加注意。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略析经济犯罪证据之特征

经济犯罪证据在整合结构方面既有紧密性又具有分散性;在时间空间方面具有滞留性和流动性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具有实物性、言词性和技能性特征;在证明过程方面具有排除性和共证性特征。     

审判实践中控方证据存在的若干瑕疵

刑事审判对公诉证据的要求是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有关联性、合法性,并且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检察、公安侦查取证过程中常见的证据瑕疵既有关联性方面的问题,也有合法性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改变公检法之间"消化"案件的做法、提高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和技术能力,是我们提高取证和证明水平的途径。     

经济犯罪证据查证难点及相关法律思考

经济犯罪证据查证困难在于其证据的专业性、诡秘性、易灭失性、滞后性、空间跨越性等特点,也有侦查体制和部分法律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原因。改革侦查机构体制,完善侦查协助机制和证据制度,可以提高经济犯罪的侦破率。     

关于本证与反证之再思考

对本证与反证的界定,我国学界是从单纯的证据分类学的视角进行的.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上的缺陷,即其所能包括的证据数量过窄,只能在直接证据中进行再次分类等,这显然违背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证据分类原则.本证和反证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证明学领域,所以对本证与反证全面而准确的界定应该是从证明学和证据学同时着手进行.与此相关的间接反证理论中所凸现的仍然是具体的提供证据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所以反证方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提法是有瑕疵的.在有相反证据推翻不同种类的推定时,应该根据客观证明责任是否转移而使用反面证明和反证,单纯使用反证一词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对证据法中物证的理解

由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的作用,犯罪行为、民事纠纷和违反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其实施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某些痕迹。即使有人毁灭,伪造证据,其毁灭伪造证据行为又会留下新的痕迹。那些受到犯罪行为,民事纠纷或者行政纠纷发生过程中的影响而在形状、位置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物品,就储存了有关案件实际情况的信息,从而可以成为证据。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可以收集到物证的,因而它是司法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证据种类之一。     

略述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合法的收集证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让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还应该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例外情况。     

对我国物证证据的多维思考

物证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各国诉讼实践中也被普遍应用。物证不仅具有区别于＂实物证据＂、＂物的证据＂、＂以物证为基础产生的笔录证据或鉴定证据＂等证据法概念的语义内涵;而且具有真实可靠性、相对稳定性、间接证明性、直观说服力等证明特征。除此之外,物证的大量应用还具有历史与现实、实体与程序等多维度意义。     

论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面临困境,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始终未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得以侵害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取证。以此为中心判断派生证据的先天瑕疵是否为实质性瑕疵,再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构建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心“阶层式”证据审查制度,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到推进作用。非法言词证据的派生证据应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派生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并行的方式。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比较、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者关于"能否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有悖于逻辑学一般规则,也无法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求,而域外学者就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则较为科学合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应界定为:能否直接证明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证明的事实.     

我国刑事侦查中证据及规则研究

在侦查实践中,证据规则分为真理性判断规则和正当判断规则。前者包括经验排除规则、补强规则、优先规则、预防规则、分析规则和安全规则;后者则专指司法机关系取合法途径取证的规则。     

刑、民证据法之差异论纲

刑、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导致刑、民事证据法在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方法、证明对象、证据调查原则、证明责任、法官形成心证的资料范围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应当制定与各诉讼相适应的证据法典,或补充完善三大诉讼法中证据法的内容,而不宜制定统一证据法典。     

论计算机证据的有关问题

随着网络经济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日趋广泛 ,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和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犯罪工具的各类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打击和防范计算机犯罪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作为打击犯罪的关键 ,计算机证据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容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