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梦秦简看秦代刑律及其阶级本质

《秦律》久巳失传,保存在古典文献中的只是东鳞西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士的秦简约一千一百多支,其中有秦代法律文书六百多支,秦始皇二十年《南郡守腾文书》十四支、《为吏之道》等几种杂抄五十支、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大事记》五十三支。以及《日书》等占卜一类书笈。除后一种未发表外,前四种释文已由云梦秦简整理小组刊布于《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七、八期上。①这批出土的秦简,极为珍贵,对于研究文献失征的秦代法律、刑狱及社会制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岳麓书院新藏秦简丛考

一、岳麓书院秦简0552号与秦傅籍之年 岳麓书院秦简0552号记云：“爽初书年十三，尽廿六年年廿三岁。”陈伟先生已做了很好的解释，指出：爽十三岁“初书年”就当在十六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十六年之事曰：“初令男子书年。”简文正好与之吻合。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今上、即秦始皇十六年之事云：“自占年。”整理者在注释中已经指出这是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的反映。相形之下，岳麓书院这条简文的价值在于：第一，简文“初书年”与《秦始皇本纪》所载在表述上更相一致；第二，爽十三岁即已书年，可见当时初书年的命令是针对所有男性的，包括未成年人在内。     

帛书《易传》与帛书《德行》中的犯罪预防思想

帛书《易传》认为 ,犯罪行为是由利己心产生的贪欲引发的 ,而约束贪欲的有效途径是道德修养。另外 ,法律及制度的完善化也能对预防犯罪起重要作用。帛书《德行》也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当成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它认为 ,各种感官欲望若不能为心所役 ,则会恶性膨胀 ,干出违法败德之事来。故其特别强调“心贵” ,即应树立起道德良知的主宰地位。     

情景预防的概念分析及其理论基础

前言 从犯罪产生之日起，预防犯罪的思想也随之萌发。从古代中国的“以神助政”、“以礼防民”、“德主刑辅”到古代西方柏拉图的“人之品性”，亚里士多德的“均产法”，无不体现着这样的一种观念：“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预防犯罪是指从总体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可能力量，最大限度地消除产生犯罪的主客观因素，阻止……     

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

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史料证明 ,汉初法律着力维护家庭伦理秩序 ,把儒家推崇的家庭道德法律化 ,是后世“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同时 ,汉初法律还以法家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为指导 ,对官吏严加管理 ,重典惩治官吏犯罪 ,表现出对秦律的强烈的继承性。     

《史记·循吏列传》随想

<正> 太史公在《史记》中特作循吏列传》,这对于研究司马迁的政治法律思想,具有莫大的价值。但是,这不是我们本文的题旨。什么是“循吏”呢?《史记》“索隐”释之云:“谓本法循理之吏也”。太史公在《循支列传》开篇有语略云:“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可见,执法之吏,对于国家之治乱,至为重要。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不仅仅在乎其写在文本上的法律条文如何,更在于这种体现统治阶级“导民”意志与政策的法律条文是否在实际生活中被严格地遵循。虽     

中国古代的预防犯罪体系

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各项措施时,都把预防犯罪放在重要地位,不断总结预防对策,并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探讨,同时注意将预防犯罪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总的来看,中国古代预防犯罪的措施主要包含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礼防民 德礼思想源远流长,它起源于西周。礼是西周法律的主要形式之一,它除了调整统治秩序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以为民坊”。即礼如堤坊一样,没有堤坊就要发生水患,没有礼则要发生祸乱。所以,礼起着“绝恶于未萌”、“塞乱之所从生”的作用。也就是说,礼可以用来作预防犯罪的手段。     

秦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问题略析

<正>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所写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在分析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时,认为这些简有五项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第一项特点是“存在商鞅六律以外的律名及其律文,即《田律》、《厩苑律》、《仓律》以下计二十七种。”而他提出的第五项特点是:“秦‘令’不包括在内。”在接下来的详细解说中,大庭脩又说道:“可以认为,在云梦秦简的特点的第一项中提到的二十七种律,是秦对商鞅六律的补充法,在秦代也有把补充法称之为律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在第五项中提到的不存在秦令的文字这一特点有关。秦‘令’的文字之所以不存在,大概是由于本来作为补充法的‘令’,把补充法称为‘令’的称呼制度在秦不存     

论犯罪的情景预防

自从产生国家与法之后,犯罪一直被视为有害于社会的“恶”,对犯罪原因的追究与对预防犯罪策略的探寻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且随着对犯罪原因认识斩不断演化,预防犯罪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刑罚威慑、社会改良到宗教感召等,情景预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环境犯罪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预防犯罪方略,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当代犯罪学家杰弗利,他在其著作《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一书中倡导,只要建设一种不利于进行犯罪学习和实施犯罪行为的环境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情景预防是通过管理、设计等方式,建立一种特定的预防犯罪环境,在犯罪易发区或高发区,通过减少犯罪之机会而预防犯罪。实践证明,情景预防在欧美国家的运用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我国,虽然情景预防的提法并不多见,但在社会治安的维护和治理中,情景预防的思路和措施也并不鲜见,本文并不打算对情景预防作实证意义上的考察,而是旨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情景预防理论作一疏理。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述略

中国古代政府的腐败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吏的贪污贿赂.对此,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竭力整肃吏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反腐倡廉. 1.大力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秦简《为吏之道》反对官吏“居官善取”,要求“廉而无刖”,“精(清)潔(洁)正直”,不得贪图货贝钱财.汉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坐赃”者“禁锢不得为吏”.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清(廉洁)、慎(谨慎)、勤(勤奋)“作为官吏为政的标准.对于为政清廉的官吏,政府常常进行嘉奖.隋文帝将当时在地方上享有清官     

制度文明建设：民企的新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第57个春秋,对我们的民(私)营企业来说,如果把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日的话,民(私)营企业今年已经18岁了。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儒家的犯罪预防思想

儒家从犯罪原因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犯罪预防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从经济、教育、法律宣教以及宗族联防等方面预防犯罪。透视儒家犯罪预防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家犯罪预防从民本和重民思想出发，其核心是“仁政”思想，其指导原则是礼法结合。     

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中“道”“器”关系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他指出“道”不离“器”,“道”因“器”显;并提出如果要明道,必须“即器”以明“道”,才可以“下学而上达”的观点。     

也谈“苛法亡秦”——读睡虎地秦简《田律》

律法严苛历来被认为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通过对睡虎地秦简《田律》的认真考察,就不难发现以《田律》为代表的秦朝法律与儒道思想上有相通之处、赋税繁重度一般以及严密细致和人文关怀等特点。因此,后人将这一当时先进的法律制度归为亡秦主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再论犯罪客体

<正>《山东法学》1992年第2期刊登李静的“再论犯罪客体”一文,对传统犯罪客体和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提出质疑,如下:一、传统犯罪客体概念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统犯罪客体的概念不能概括我国刑法所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传统观点是把犯罪客体与社会关系等同起来的,认为犯罪客体就是社会关系。把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仅仅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首先,“人”的含义不清,从字面上容易理解     

“小叙事”何以获取？——《送法下乡》与《论私力救济》个案研究之比较

苏力《送法下乡》与徐昕《论私力救济》对正处在研究方法转向中的中国法学而言意义重大。两书主题和内容各异，但表述方法却有一定程度的相似：都采取了以个案为切入的写作进路。然而在“小叙事”的获取方式上，两位作者却是迥异的。把两书中个案获取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论私力救济》与《送法下乡》中的一致与转变。这种以个案切入为写作思路的转换是目前中国法学研究典范更迭的一个表征。     

我国历史上的四次焚书

秦孝公“焚书”：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送点青菜也丢官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载：“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王寿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王寿官。”     

浅析《论犯罪与刑罚》对我国当前预防犯罪工作的借鉴意义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作为刑法学界里程碑式的一部著作,对后世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书中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本文简要介绍了贝卡里亚在该书中针对预防犯罪所提出的观点,并结合实际初步分析了上述观点对我国当前预防犯罪工作的借鉴意义。